艺林谈往牟晓林丝绸之路上的陶瓷贸易

图1：宋代沿海港口分布图

陶瓷生产和应用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陶瓷的外销和以陶瓷为载体的艺术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同样源远流长。考古资料显示，早在汉代时，中国古陶瓷已传入临近国家，“但是陶瓷以商品面目出现则始于唐代”[1]。景德镇瓷器的对外贸易应始于宋代。宋朝政府为鼓励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设立市舶司（图1）。市舶司的设立，促进了包括景德镇青白瓷在内的全国各窑口陶瓷器的外销。在东亚的日本和北非的埃及都发现了宋代景德镇青白瓷，为元代及后来明清景德镇瓷器的外销奠定了基础。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异军突起，深受海外市场——尤其是西亚、东南亚和北非等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欢迎。宋代以来景德镇各类瓷器的外销，初步拓展了海外市场，可视为明清景德镇大规模海外陶瓷贸易的先声。

图2：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明朝永、宣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图2），在加强与亚非各国政治和文化往来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了海上“陶瓷之路”贸易航线的重要地位。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人的海上活动基本上不再超出马六甲海峡（StraitofMalacca）。这一时期景德镇瓷器对外贸易量有所下降，以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和小规模的私人贸易为主。明朝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商品流通速度随之加快，流通范围更加广阔。国内运输瓷器的水陆交通和商业网络应运而起，官窑瓷器“查明初陶厂皆有水运达京”，民窑更依赖水运，自昌江到鄱阳湖进赣江顺水至大庾岭，转陆路至北江，后顺北江而下到广州；或自昌江入鄱阳湖到九江转长江至宁波等港口城市。国内水陆交通的发展便利为景德镇瓷器外销和海外市场的拓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合理的分工使景德镇制瓷业成为一个高效有序的有机体，在完整的生产与销售系统之中，长久保持着陶瓷产品的高品质、高产出和创新能力。

一、市场的形成

本文所探讨的丝绸之路所串联的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泛指西方的伊斯兰世界（不包括东南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具体是指信仰伊斯兰教为主体的阿联酋、阿曼、也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非洲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苏丹、索马里、吉布提、西撒哈拉、南非，以及土耳其、伊朗等国家和地区。由于和亚洲接壤的优越地理位置，非洲可能是在亚洲之外与中国最早建立政治、经贸和文化往来的地区。而且非洲国家与西亚和阿拉伯国家有相似的文化属性，即都信仰伊斯兰教、都以《古兰经》为教义、相信阿拉是唯一的真主，这种文化属性反映于景德镇瓷器上的艺术特色有明显的“伊斯兰”风格，因而可以将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归类为一个海外市场。在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及地区的多处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了种类丰富、数量惊人的景德镇瓷器，而且遍布范围广阔，延续时间较长。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拉丁语Muhammad，—年）曾对信众们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句话在自此之后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丝绸之路”是汉朝与中亚、西亚、北非乃至欧洲往来的通路和见证，之后几乎每一个时期，中国与伊斯兰世界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间的交流和往来。自中晚唐以来，中国与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人员往来频繁，包括陶瓷在内的商品流通数量巨大。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瓷、巩县窑三彩陶器以及黄堡窑青瓷是这一时期销往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主要陶瓷产品，且在陶瓷器形和装饰上反映出受伊斯兰风格影响的痕迹；宋代南北方窑场生产的青瓷和白瓷也有少量伊斯兰风格的瓷器出现；及至元代，为满足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对我国陶瓷产品的需要，景德镇青花瓷生产渐成规模，在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都有出土和收藏，其中以土耳其和伊朗两国的收藏最具规模和代表性。上述陶瓷器的外销和与西亚、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商贸往来，为明清景德镇外销瓷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而元青花的出现，更为明清两代景德镇瓷业生产提供了已经受海外市场考验的、成熟的外销瓷品类。

明朝建国初期，太祖朱元璋即与帖木儿帝国建立了正常的朝贡关系。当时为西班牙使臣、也是著名旅行家的克拉维约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了出使帖木儿帝国首都撒马尔罕时，看到的来自中国的由头骆驼组成的商队载运大量商品耗时6个月从中国来到撒马尔罕[2]，这支商队在返回时也应载满了伊斯兰地区的商品。据史料记载，在永乐年间（—年），约有来自撒马尔罕、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和中亚其它诸国的30多个使团到达中国，而西亚和阿拉伯国家的使团应该更多。明政府对于外国使团人数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允许每个使节团依据国家大小随从50至名商人，许多超编的商人谎称是使臣的侍从而随行，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只是为了从事贸易。明政府也默许这种“私下交易”的存在，这可说是明清时期政府长期实行的外交政策——“朝贡贸易”的组成部分。在一些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富商们定期向国王进贡，以便获得加入使团进行朝贡贸易的特权[3]；而作为回报，国王有时也为这些商人提前数年垫付资本。总之，权力和利益的结合共同形成一股对包括景德镇瓷器在内的中国物产外销的强大合力，刺激丝绸之路上商人们随着使团携带大量商品，在明、清两朝长期往返于中国和西亚、非洲地区。

明清两朝瓷器的运输基本沿袭元代路线分陆路和海路两条线，陆路是先将景德镇瓷器从内河航运至北京，然后自北京向西行经宣化，抵大同，再西去至宁夏府（银川），到甘州（张掖）；南去过冀宁（太原）、晋宁（临汾）抵达西安；再向西或西南行分别到哈密、阿里麻里（霍城），再到喀什；西行至撒马尔罕、塔什干、塔剌思（江布尔）以及巴里黑（阿富汗瓦齐拉巴德）。从撒马尔罕南行达波斯故都伊斯法罕、阿拉伯故都八吉达（伊拉克的巴格达）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东行到阿富汗的可不里（喀布尔）、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和印度新德里。由波斯西北行经哈马丹、苏丹尼耶、大不里士，北去可达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和苦法（土耳其的乌尔法），以及埃及的亚历山大、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是西亚的终点，大部分景德镇瓷器由商队经过商路流入。而今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还保存着元、明、清时期的青瓷、青花瓷和彩瓷计有一万多件。伊朗阿迪比尔寺也藏有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多件。

海路是将景德镇瓷器由陆路和内河运抵泉州、广州两港口，再装大船向西南行，至大越、占城，沿海岸西行，至真腊、罗斛，南航至吉兰丹、彭坑，过东、西竺（马来西亚奥尔岛），南至三佛齐和爪哇；自东、西竺向西航行，渡马六甲海峡，至苏门答腊；自南巫里向北至缅甸勃固、孟加拉；再沿印度东海岸航行，向南渡海峡至斯里兰卡；自南巫里西航横渡东印度洋，抵科伦坡；沿印度西北海岸西北行，直抵波斯湾的忽里模子（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和波斯湾（伊拉克的巴士拉）；或自忽里模子向南行，经祖法儿，向西至亚丁湾，入红海到麦加和埃及，向南航行可达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这就是驰名世界的“陶瓷之路”。北非的埃及地处亚、欧、非三大洲交界的要冲，是伊斯兰世界的财富中心，东非盛产中国特需的高质量的香料、象牙等奇货，而中国的瓷器和丝绸等产品又深受东非市场的欢迎，因此两地间贸易和往来频繁。非洲地区由此成为与西亚紧密相连的明中期之前景德镇瓷器外销的重要市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一向具有航海和贸易传统，当大批阿拉伯和波斯移民来到非洲之后，不可避免地将阿拉伯世界和波斯与中国早已存在的交通和贸易密切关系扩展到非洲，这也是包括景德镇瓷器在内的大量中国瓷品涌进非洲的重要原因。考古发现大量中国瓷器证明，10至15世纪是大部分非洲城邦的兴盛期，也正是以景德镇瓷器为主的中国瓷品大量出口到非洲的鼎盛期。在中国瓷器外销的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经贸往来的推动作用。而自明弘治十一年（年）达·伽马船队到达非洲之后，大量景德镇瓷器则是通过西方列强的船队及当地船只输入非洲各国。由欧洲商人作为中介的这种中非之间的间接瓷器贸易形式一直持续至19世纪中叶才逐渐停止。

明永、宣年间郑和下西洋及陈诚出使西域，是从海、陆两途对元代已建立的与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关系的巩固与拓展，不仅为景德镇瓷器外销至这些国家和地区重新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更推动了这一海外市场的全面形成和明清景德镇瓷器的大规模销往阿拉伯世界。景德镇瓷器输入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途径由陆路向海路转变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陆路运输路线在明中期之后被垄断和阻隔，另一方面是由于航海和造船技术的发展迅速，以及瓷器由海路运输的破损率更低。而16世纪欧洲国家陆续东来，在开辟海上新航路的同时，也相继与中国建立了持久的陶瓷贸易关系，进而抢夺了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景德镇瓷器外销目的地的重要地位。

二、满足市场的需要

中国陶瓷输入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虽然悠久，但数量一直不大。因而作为商品输入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景德镇瓷器在这些地区倍受珍视，只有皇室、贵族、高官等上层阶级才能享用，平民百姓无缘问津。法国东方学家安东尼·加朗（AntoineGalland，—年）在他的著作中如此描述奥斯曼帝国的人们对于景德镇瓷器的珍爱：“相信皇帝拥有一套以这种陶土烧制的餐具，价值八千库如许（货币单位）。首相不久前也花了三百库如许买来一套试用。豪门巨室无不以拥有几件这类盘子为荣……”[4]。由此可见，包括景德镇瓷器在内的中国瓷品不仅价格不菲，而且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他们认为中国瓷器有三种除玉器之外的其他任何珍贵物品都没有的特征：其一是能使斟入其内的任何饮料中的污垢都很快落底沉淀，对饮料起到很好的过滤作用；其二是永不会被轻易磨损以变陈旧；其三是除了金刚钻之外的其他任何物品都不能于其上划痕，因为阿拉伯人恰恰是在瓷器片上试金刚石的硬度。此外，他们还认为用中国瓷器吃饭或喝酒会增加食欲，使酒和饭更加可口[5]。上述对于以景德镇瓷器为主的中国瓷品的质性特征的认知和传播，使当地穆斯林充分认识到瓷器可以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进而加强了中国瓷器在穆斯林中的高贵地位和受追捧的程度。为了满足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对于包括景德镇瓷器在内的中国商品的需求和向往，源源不断的使节和商队往返于两地，将大量瓷器运往伊斯兰世界，以满足当地穆斯林对瓷器的实用需求。

图3：首相在托普卡帕宫的议政堂设宴款待欧洲使节

图片来源于土耳其外交部：《伊斯坦布尔的中国宝藏》，第页

图4：庆典实录4，图片来源于土耳其外交部：《伊斯坦布尔的中国宝藏》，第页

明朝初年，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郑和于永宣年间七次下西洋，带回了优质青花料苏麻离青，使明代景德镇以青花瓷为主的外销瓷生产，在满足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实用需求的基础上，也拓展了景德镇瓷器的海外市场，主要表现在景德镇瓷器在器形、纹饰和生产技法上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伊斯兰器物的造型和装饰手法，使这一时期一大批“伊斯兰风格”青花瓷脱颖而出。其中，尺寸巨大的瓷碗和瓷盘（图3）是为适应伊斯兰教国家流行多人分享一盘菜的饮食习惯而烧制的，盘子造型阔而浅，便于用来承载炖肉、炖菜、烩肉饭、水果和甜点；这里的人饮食不用刀叉和筷子，而以手从大盘或大碗中取食食物（图4），饭前饭后都要洗手。因此，外销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把壶和盆大都是作为净手器使用。用完主食之后，主人通常还会为客人准备饮品，旅行家特维诺的著作中对饭后饮品的先后顺序有记载：“土耳其人先向客人奉上一杯咖啡，然后是冷杂饮，接着是玫瑰水。用这三样东西奉客被视为是很大的礼遇。”[6]因此，在这一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明清时期来自景德镇或中国其他窑口，专门为此饮食需要而烧制的咖啡杯、冷杂饮杯和玫瑰水瓶（图5）等器物。瓷器在这一地区的日常生活中不仅作为饮食器用，还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只有权贵和富人才有能力消费和享用。旅行家阿卜杜拉齐兹曾引述一首更夫在斋月天亮前唱的四行诗，歌词正是瓷器在当时穆斯林贵族生活中地位的写照：“我的念珠一头是珊瑚，没人见识过他这般人才；我们老爷品尝着咖啡，手里拿着可是中国瓷杯。”[7]“物以稀为贵”虽然能产生并强化瓷器的阶层特权和政治符号的功能，但销往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景德镇瓷器，首先还是为满足这一地区人们的实用需求而制。如在土耳其托普卡帕宫所收藏的一件景德镇青花瓷盘底部，以墨汁书写阿拉伯文的“烤鸡肉串”，另有三件瓷器底部写着“柑橘类”字样。而在托普卡帕皇宫档案文件中，大多数中国瓷器的名称旁边都有附注，说明是盛泉水的碗盘、玫瑰水壶、咖啡壶、茶壶、冷杂饮杯、炖果茸碗、玫瑰果酱盘、羔羊盘、酸奶酪碗等，这些附注标明了每种器物类型的实际用途[8]。对每件器物的用途做如此详细的标注，不仅表明皇宫中对中国瓷器的珍视，便于归类、管理和保藏，而且向我们展示了造型各异的景德镇瓷器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具体的实用性功效。正是阿拉伯世界的日用需求、饮食品类及习惯的地域性和特殊性，造就了具有显著异域文化特色的器物的形成，并通过市场需求传递到景德镇，从而赋予了景德镇瓷器伊斯兰文化特色，充分体现出以瓷器的物质形态所凝聚的文化交流的结晶。

图5：17世纪中期至不同品类的玫瑰水瓶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和上述西亚一些国家一样，非洲的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也对以景德镇瓷器为主的中国瓷品有大量实用需求。例如，通过对非洲地区多处遗址的考察发现，非洲各国几乎都有碗、盘、瓶、罐等景德镇日用瓷器或残片出土，可以说，包括景德镇瓷器在内的中国瓷品遍布非洲。除此之外，在非洲发现景德镇瓷器较多的遗址所在地多数都是伊斯兰城邦，这些城邦都是商业性城邦，商业是它们赖以安身立命和繁荣的基础。非洲所发现的大量景德镇瓷器，主要都是通过这些城邦的商业活动所取得。在对亚、非中国瓷器遗存做了大量考察研究之后，日本古陶瓷专家三上次男指出：“国外发现的中国陶瓷，当然是通过贸易形式运到那里的。虽然其中有一些，也可能是中国政府对外国国王或显贵们的馈赠，但是这种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更何况馈赠实际上也是一种贸易的形式。”[9]非洲地区以商业为主导的瓷器贸易，决定了市场需要的突出地位以及为满足消费者最基本的实用需求的初级商业形态。考察发现明清销往非洲的景德镇瓷器以碗、盘、杯、碟、罐、盒等日用器形为主，这些瓷器上的装饰题材大都是花鸟虫鱼、山石小景、仕女婴戏等景德镇传统纹饰。据乔格所著《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记载，毛里求斯“在年曾向巴达维亚（雅加达）订购了件中国粗瓷盘，50件瓷碟，50件大瓷碗，50件小瓷杯”[10]，这与在非洲地区所发现的景德镇瓷器多以日用瓷为主的情况相符。

景德镇瓷器生产在保持传统造型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为满足西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实用的需要，在外销瓷造型上做出了适应性调整，或者吸收阿拉伯国家器物造型因素进行仿制以增加适销对路的产品种类。这种出于商业利益、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需要，在瓷器造型、装饰等艺术特色的相互融合与创新的艺术发展方式，在明代后期至清代景德镇瓷业生产市场化和陶瓷艺术多元化过程中长期发挥着主导作用。一方面是永宣时期的政治交往目的及可观的经济利益驱动，另一方面是正德皇帝对伊斯兰文化的喜好[11]，多方面原因促使具有伊斯兰造型和装饰风格的瓷器在明代一段时期内大量出现，并对景德镇瓷业生产和装饰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文出自牟晓林著《瓷上“中国风”——明清景德镇瓷器的生产与外销》一书）

注释：

[1]冯先铭.中国古陶瓷的对外传播[J].故宫博物院院刊，，（2）.

[2][西]克拉维约著；[土]奥玛·李查、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

[3][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1.

[4][法]安东尼·加朗著；N.S.?rik译.伊斯坦布尔日记~[M].安卡拉，：76.

[5][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6]J.Thevenot.—年的土耳其[M].伊斯坦布尔：翻译出版社，：92.

[7]SuraiyaFaroqhi（苏拉雅·法罗齐）.奥斯曼文化与日常生活——从中古时代到二十世纪[M].伊斯坦布尔：历史基金会国家丛书，：.

[8]N.Erbahar.托普卡帕宫博物馆藏中国瓷器的非中文符号和铭文，第一册[M].伦敦，：—.

[9][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化接触点的探索[M].天津人民出版社，：.

[10]C.J.A.Jorg.PorcelainandtheDutchChinaTrade[M].TheHague,：94.

[11]刘伟.正德时期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宫廷瓷器[J].故宫博物院院刊，(2).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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