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碑最好的白癜风医院 https://m-mip.39.net/nk/mipso_4440903.html《没有审判和正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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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乔安拉.托卡尔斯卡.巴齐尔（JoannaTokarska-Bakir）
译：丁睿
在这个上天对一切无动于衷的世界，瓦里科夫斯基刺痛了他的观众们。所以你并不想为耶德瓦布里争取原谅？罢，那便从此活在没有原谅的世界里吧。
这个故事由不同文本精确的交织构成：古老的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和欧里庇得斯的《阿尔刻提斯》，也有哈娜.克拉尔的短篇故事的碎片，J.M.库切的《动物的生命》，还有乔纳森.利特尔的《善心女神》。尤其是从利特尔的文本中摘取的碎片最能表达导演的意图。事实上，正是他绷紧了所有的神经，而瓦里科夫斯基的声音和他的声音在演出中半分天下。你会感到很奇怪，当你听见冯.阿欧，党卫军的职官，通过阿伽门农之口，或者一个以色列士兵——犹太人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之子——之口说出自己的话。
阿伽门农说：“我没试着说我无罪之类的话。我有罪，你无罪，好。但你应该起码承认你也肯能做出我做过的事情……如果你是出生在一个不会有人跑过来杀害你的妻儿，同时也没人会过来让你去杀害别人的妻儿和国家的时代，那么感谢上帝然后一边歇着去吧。但是永远记住：你也许比我的运气好，但不代表你是个比我要更好的人。（乔纳森.利特尔，《善心女神》）
幸存者之子，以色列的士兵说：“她当时躺在那儿，喘息着，她一直看着我，她漂亮的嘴唇在颤抖。她的凝视看穿了我。我感觉它锯开了我的五脏六腑，但是木屑在掉，我像一个木偶，没有任何感觉。我想把她眉毛上的汗与血擦干净。告诉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事实上，我想直接对着她的额头给一枪。（乔纳森.利特尔，《善心女神》）
如上面提到的并不纯粹是罪恶的和也不完全是杜撰的冯.阿欧叫嚣的那般，意图从行为的剥离变成了善良并绝对正直的阿波隆尼亚.马赫钦斯卡的命运。（登场在哈娜.克拉尔的《那里，那里不再有河流》中的原著角色“玻拉”之后）这位女英雄，隐喻性的和字面上的，剧中独立的和共体的“形而上学主体”，想要去拯救26位犹太人的性命，但是只能就得其中一位，她的名字叫丽芙卡（Ryfka）。阿波隆尼亚想要救得全世界，但是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生命，另一个孩子的母亲的生命，以及一位丈夫的妻子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一并记入账本的债务栏，那么我们便不会是我们了。进一步说，这里要讲到剧中“我们”的一员，阿波隆尼亚的儿子。他曾代表他母亲接受名族正义奖章，也曾指责他的母亲照成了他孤独的童年：因为即使她已经有了“我们”，她的家人，她更关心犹太人。就像许多名族正义奖章获得者（即牺牲者）的后代们说到的，他们并没有从双亲那里继承到任何东西，只有一堆问题，和偶尔从以色列寄来的橘子包裹。
这个“阿波隆尼亚”（(A)pollonia，即剧名，不同于上文的人名Apolonia）富有含义——由“Polonia”（即拉丁语波兰）和“alfa-privativum”（“a-”前缀，古希腊语语法中表否定）拼写在一起，一个否定的波兰，一个坏母亲，或者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真实的波兰女人。一个不只渴望德国同时也接纳犹太人的女人。剧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它不再给予我们安慰而只有绝望和愤怒了？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下面几点：一个犹太女人，告诉德国军官有25个犹太人在谷房有个藏身处，因为她被自己的波兰孩子发现了，而她的父母已经否认了她。她被许诺她自己的孩子们会平安无恙，只要她招出在谷房藏身处的具体地点。从中我们可以吸取什么教训呢？我们说：当心审判，因为审判正如魔鬼。我们说：如果有一个环节是脆弱的，那么整个大厦也会开始摇晃。但是到底哪个才是那个脆弱的环节呢？是“犹太女人”？还是“波兰孩子和父母”？还是“德国人”？
还有更多的问题。一个儿子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因为她为了别人牺牲了自己，我们该因此而奖励他么？如果她是为了波兰人，而不是犹太人牺牲了自己，那么又会得到怎样的奖励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波兰没有足够的强大去承担这份（因阿波隆尼亚的牺牲带来的）责任，那丽芙卡能承担它么？这个相关的实体，因为一个个体的牺牲而得利的一方，会同时承担因牺牲行为而产生的义务么？如果会，那么牺牲是否就因此变成了牲祭（doutdes)？而牲祭在我们眼中长久以来已经落伍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将牲祭视为落伍呢？等等，等等……
《选举日报》（GazetaWyborcza）在演出之后发表了一篇评论：玻拉（Pola，即阿波隆尼亚）为了她的父亲牺牲了自己。但是，也许事情是父亲并不愿意为了自己的女儿牺牲自己？进一步说，什么让我们觉得这个父亲应该献出性命呢，要知道，我们根本不能跟一个人要求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能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话，谁能有这样的权力？这个演出把我们带到一个审讯中，并不断得出让人不快的答案。
瓦里科夫斯基的意图是将我们抛入一个“权利”，“标准”，或者“计划”这样的词汇仍然有所承载的魔法时光中。结果呢？审判在“阿波斯若佩欧斯”（Apothropeios，驱魔者）和“卡塔西斯”（Katharsis，净化女神）的名义下进行，领导剧情发展的真正祸首其实是神。阿波罗，那个”不躲不藏也不言不语，只是轻轻给出一个信号”的家伙。什么信号？这个旁观者，将这一切理出了顺序。
在波兰的每个人都应该清楚（虽然他们其实不清楚），这个作品的全部内容可以用牟斯（Mauss）和休伯特（HenriHubert）的19世纪著作的一句话讲完：“关于牺牲的自然性和功能性的论文”。这两位作者曾经写到过，牺牲的本质，如果要去解释它的话，便是通过人类屠杀式的献祭来实现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的交流。这意味着在庆典中去毁灭某些事物。牺牲（如同厄里倪厄斯的惩罚一样）将世界带回平衡之中，但并不在意为强扭平衡而付出的代价。总体而言，在这种规则下，总是女人作为献祭的祭品：伊菲革涅亚、阿尔切斯特斯、以及阿波隆尼亚。其他人只是献祭者和触媒而已。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直到20世界初为止。今天，一切都不一样了。在战后时代（原文为创后时代，Post-Traumatic），我们时不时称之为人权时代，每个人都将自身置于牺牲者的地位上去：阿伽门农——献祭者，克吕泰墨斯特拉——施罚者，她的儿子俄瑞斯忒斯——也是复仇者；孤儿阿德墨托斯，第二个儿子，为了救一只狗而落入了井中；最后，可能连那只够也要算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渴望着牺牲者的地位。难道这不正是为何我们不再愿意相信他们么？传统上，过剩最终会导致空虚，膨胀只会让末日临近。
古老的诸神也开始去怀疑牺牲者的道德准则。因此，快乐的充盈不再，悲剧神话也开始有了收尾的注意事项。比如以撒的故事，据称在最后的关头被天使拯救。又比如约布的故事，一个于撒旦交易的受害者，最后在老年奖励以城堡和子女。这也包括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欧里庇得斯写到了她），被阿尔忒弥斯从献祭的刀口下救出来，并使她变成了女祭司。活命的代价，就是她要为异邦人供奉。这些细节我们就不提了。
简短的说，牺牲者和供奉者引发了一场信任危机。纯粹的牺牲，即上面牟斯和休伯特提出的只对于神的不求回报的毫无保留的牺牲，人们对此保持的长久的尊重。但是世俗化进程让人对此身份也有了疑窦。因为人道主义理由——也因为没人应该被迫成为一个英雄——我们这个被解放的年代让殉难变得多余，用诺尔维特的理解，就是已经击溃了牺牲的最后堡垒。让人紧张的“牺牲者社区”变转换成了临时的“冒险者社区”。
……
我不认为剧中的所有事物都可接受。然而，我觉得剧中的效率性非常可行。《阿波隆尼亚》嘲笑所有的位置，矮化所有的审判，但在最后有否认了自己的否认。如果我们仔细听赫拉克勒斯/骗子/法官在以色列国立最高法庭的独白，我们会发现他小丑一样的呼喊变弱了。而问题也变得简单化。“让我们不要盲目地总结诸事中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看戏时都带着自身的状态。我在对于屠宰场的独白中的嘲讽里最能感到痛楚。相对而言，特雷布林克，我在几年前马丁.黑德格尔的解读下完全没有被说服，但在库切的《动物生命》前被说服了。即便保留我对导演的抱怨，细思之后我还是不得不同意他。关于挣扎的讨论，科斯特洛说得特别对：观众不会留有任何权利。观众必须要去反叛。瓦里科夫斯基知道他的观众。在“合理形式”中，只有当（观众的）“神圣权利”被剥离后才能听见有价值的东西。
最后一点，我想要提及巴勒斯坦。不幸的是，我再次发现导演的抉择是对的。不仅仅是因为观众喜欢这一部分（这是无法忽视的），同时也因为每一个士兵都可能做冯.阿欧的做过的事情——想要去安慰一个姑娘，但相反一枪打中她的头。对于唯一的一个会电话专门通知对方他的房子要被引爆的军队，这样的事情一样会发生。无论如何，真相被人说了出来，比起让一个以色列人来说这些，我宁愿述说着是一个华沙叛军，或者凯尔地区的救国军成员。但我知道，要等这些事在波兰发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想更多了解《阿波隆尼亚》，回复“”，观看另两篇由丁睿先生翻译整理的《阿波隆尼亚》介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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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日什托夫·瓦里科夫斯基，波兰戏剧大师克里斯提安·陆帕最得意的门生之一，欧洲大陆最火的戏剧导演之一，“华沙新剧院”（NowyTeatr）的灵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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