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里塔尼亚

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北京城镇化转


年9月7日,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AECOM公司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泽生厅共同举办了《中国农村城镇化》国际研讨会。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徐勤政博士作了此次论坛的第二个主题报告《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北京城镇化转型》,本文基于徐博士的现场发言和报告PPT整理补充而成。

谢谢主持人,感谢有如此众多的中外朋友关心和支持中国的城镇化,感谢组织方(AECOM)几个月以来的筹备工作,也感谢主办方(清华大学)的大力支持,除此之外还要感谢这两个人(习近平、李克强)!他们年轻时就专注于中国的农村城镇化问题,并且由于“成功”的毕业论文选题(习近平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李克强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李克强硕士论文《中国农村工业化:结构转变中的选择》),顺利的当上了国家元首。他们不断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陈出新、转化为中国的施政纲领,他们是城镇化热不可忽视的推动者,也是难以超越的两位毕业生。试想,如果当年他们论文的主题是电子商务、消费心理或者女性主义的话,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论坛,哈佛的同学们不会来中国,而是呆在家里看马云。只是一个玩笑……

言归正传,我今天要介绍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1)城镇化与中国的城镇化;()影响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3)北京及其它地区农村城镇化的实施案例;(4)城乡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城镇化展望。

一、城镇化与中国的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都很重视城市的发展,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对城市病的忌惮和对公共治理能力缺乏自信,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城镇化策略,也就是提出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方针,而是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城镇。直到“九五”时期,以年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的一篇文章为标志,这种论调才渐渐平息。他认为城市不是想发展多大就能发展多大,而且该不该发展和怎样发展的决定因素不应该是城市规模,而是要根据条件,因地制宜,“以规模论英雄”的决策方式应该终止,主要有三个理由:(1)大城市的规模集聚效应无疑高于中小城市;()城市的经济效益和城市规模“弱正相关”,“最佳城市规模”很难论证;(3)中小城市经过发展也会变成大城市,“控大促小”不符合常理。

年之后,城镇化作为“战略”列入第十个五年计划,国内迎来城镇化研究的第一次热潮,这一时期中央理性提出了“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思路,旨在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这个思路基本奠定了其后十几年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基调。后来的“十一五”、“十二五”的城镇化方针无非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发展城市群”这一条。到现在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使城乡规划成为一种“显学”,大部分学者认识到城乡统筹的意义,认识到从城市本位到城乡视野的意义,城镇化的核心也从“优化城镇”转换到“农村城镇化”,即有效的“化”农村而不仅是美化城市。

中国城镇化政策演变

政府为什么重视城镇化?

第一个原因,是它能促进经济发展。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之一,有研究称,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相应增加的城市人口(超过万人)将带来1亿元人民币以上规模的消费增长以及各种基建投资的需求,进而带动整个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对城镇化建设抱以厚望,从中国领导人的发言中就可以看到,李克强上任以来在不同场合提到过三个“最大”:(1)改革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大的红利;()最大的内需在于城镇化;(3)人的新型城镇化就是最大的结构调整。

第二个原因,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17.9%上升到53.4%,有5.6亿人从农村进入城市,但是也必须看到另外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资源环境约束:中国以占全球7%的耕地和水、4%的石油、%的天然气储量,支撑1%的全球人口的城镇化。二是严峻的社会问题,典型的比如农村空心化、流动人口、土地开发过快等等。据统计,中国现状有.7亿流动人口、5万空巢老人、5万农村+3万城镇留守儿童,而城乡发展中出现的大量破坏性建设,也是政府非常重视的。

在学术界,大家对城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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