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全民同做一支操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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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树军

选自《新华文摘》年第6期

一份正合时宜的报告的出现

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这一纲领中，有“提倡国民体育”的规定。但当时，我国的体育事业毫无基础可言。偌大一个北京城，只有一座正规的体育场——年修建的先农坛体育场。除此之外，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都没有。据史料记载，当时我国老百姓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婴幼儿死亡率超过20%。老百姓既没有体育锻炼意识，国家也拿不出钱来修建体育场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猛向前，国民体质根本无法胜任国家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一个简单的入伍体检就把很多“干瘦如柴”的热血青年挡在了军队门外。

糟糕的国民体质让毛泽东主席十分担忧。如何把群众组织起来锻炼，成为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非常重视的问题。为此，毛泽东于年6月19日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写信，提出学生健康问题必须采取行政步骤具体解决。

马部长：

另件奉还。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高教会已开过，中小两级宜各开一次，以上请考虑酌办。此致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

毛泽东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针对审议《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说：“该讨论体育了，体育是关系6亿人民的大事嘛！”同样，如何让民众加强锻炼也成了当时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头等大事。长期的军旅生涯，让贺龙特别注重通过体育锻炼来增强官兵体质、提高部队战斗力。他把这种体育意识扩而大之，提出要想抓新中国体育事业，必须一开始就重视全民体育运动的理念。

恰在此时，一份正合时宜的手写报告于年11月24日悄然递到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以下简称“体总筹委会”）办公室的桌上，报告的主题是建议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

手写报告人是体总筹委会秘书、归国华侨杨烈女士。她的报告主题与体总筹委会想把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放在首位的思路不谋而合。

杨烈，原名杨淑盛，广东潮州人。年出生在越南一个富裕的侨商家庭，学生时代的她曾远赴日本学习体操和体育管理。抗战爆发后，她中断学业，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事业。

年10月到年春，在革命圣地延安，她积极投身于党的体育事业，为开展延安的体育运动作出了贡献。由于她有参加大型团体操等体育活动的经验，因此成了国内不可多得的体育人才。新中国成立初期，负责体育工作的廖承志点名并亲自接她到北京担任体总筹委会秘书，让她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出谋划策、贡献力量。

年8月，杨烈作为新中国首支代表团成员赴苏联考察。在苏联，她对苏联几大城市的体育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发现苏联的全民体操运动发展十分全面，有卫生操、辅助性体操和器械体操三大类。而卫生操是在早上根据广播进行的一种体操，由8节到12节组成，时间为10分钟到15分钟，分为老年体操和妇女体操两种，是一种弱性体操，由于不受场地、设备、服装和器械的约束，非常适合大范围推广。于是，杨烈回国后，便将创编全民健身操的建议进行呈报。

贺龙也曾在访问苏联时认真了解了其体育制度，对苏联的“劳卫制”模式留下了深刻印象。“劳卫制”即“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就是通过运动项目等级测试，促进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提高体力、耐力、速度、灵巧等素质，并为不同年龄组制定不同达标标准。随后，贺龙先期组织创建了中国“劳卫制”并在全国推广，大大强化了工农兵及干部的体育锻炼意识。

而此时，杨烈的报告符合时宜，想法可行，体总筹委会经研究最终决定，学习苏联经验，发展体育运动。但在经济恢复时期，全国不搞大型运动会，要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体操由学校到工厂、由军队到地方、由城市到农村逐级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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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套广播体操到底该如何编排

广播体操曾被称作“社会主义体育”。有趣的是，广播体操其实起源于美国。年，美国匹兹堡KDKA电台在清晨时段播出一档名为“MorningExercises”的节目，这是广播技术诞生后世界上第一次将广播与体操结合。这一结合的产物，后来被日本人借鉴并传入亚洲。年，日本广播体操制定委员会成员大谷武一在他参与编著的《增补体育大辞典》里，对广播体操作了这样的定义：“透过播音系统播放音乐及号令声，并施行特定之动作，而此一身体活动谓之广播体操。此后，广播体操的日文正式名称为：国民保健体操。”

杨烈有创编体操的想法，且准备工作也有了进展，但真正要创建一套全民健身操，还是困难重重。当时国民根本没有“做操”的概念，创编体操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体育人才缺乏的年代，去哪里找合适的人选？这时，杨烈突然想起了同在体总筹委会工作的同事刘以珍。

刘以珍是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科班出身。早在大学期间，她就坚持做一套叫“辣椒操”的运动。据她回忆，那时体育系有一台录音机，还有一张叫“辣椒操”的唱片，刘以珍早上起床拿着录音机去操场上做操，就会有同学跟着她一起做，慢慢地人数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有人。

“辣椒操”是从日本引进的有音乐伴奏的徒手体操，通过广播电台播放音乐，指挥大家一起做。由于日语“广播”的发音和汉语的“辣椒”相似，所以渐渐地中国人把它叫做“辣椒操”。日本的“辣椒操”又是借鉴了当时美国水兵的一种锻炼方式演进而来。

被邀请参与创编体操后，刘以珍兴奋地告诉杨烈：“日本当时5套广播体操的资料我都有，也都会做，这项工作应该难不倒我。”而她的“辣椒操”，正是上大学时来自日本的体育老师所教。

参考了日本广播体操的结构后，刘以珍很快就给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定下了基本框架：一共10个小节，总长5分钟左右。第一节是下肢运动，第二节是四肢运动，这两节是前奏。从第三节胸部运动开始，运动的强度逐渐加大，进而体侧运动、体转运动、腹背运动……当第八节跳跃运动过后，就是整理运动。为了适应国民需要，刘以珍在日本体操的基础上，自创了一节呼吸运动作为整套操的结束。

刘以珍创编广播体操动作顺序的思路，后来成了所有编操者共同遵守的原则：先由离心脏较远、负荷量较小的上肢或下肢运动开始；中间由胸部、体侧、体转和腹背运动组成，逐步加大动作的幅度和负荷量；然后转入较剧烈的负荷量最大的全身运动和跳跃运动；最后以放松运动结束。

广播体操的动作编排顺利完成了，但刘以珍遇到的更大“麻烦”还在后头。广播体操作为全民健身运动，需要面向全国人民，这和自己平时上体育课完全不同。要想向全国各地的人们推广，去哪里找相应的体育专业人才进行示范和喊口号？再加上国民对“体育”的陌生，如何推广变成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由于刘以珍当时掌握的体操术语不多，很多动作无法说清楚。特别是一些日文专业词汇，都不知如何给中国老百姓翻译。比如是叫颈部还是叫脖子，是叫腹部还是叫肚子，是叫斜着伸直还是叫侧上举？这些“术语”和“俗话”，让刘以珍不知所措。如果没有科学统一的说明，以后做操大家肯定会花样百出，做出五花八门的动作。最终，体总筹委会决定向全国发行一套有文字说明的广播体操动作挂图，动作与文字说明一同展示，一看即明，易懂易学。中国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的儿子马启伟，是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挂图的模特。

解决了广播操推广的难题后，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广播体操需要音乐，但要找到能与广播操动作完美结合的音乐却很不容易。这时，有人向刘以珍推荐了著名作曲家何士德。何士德曾经谱写过雄壮的《新四军军歌》，请他来谱曲自然合适不过。但是，让音乐和体操动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首好的音乐作品有自己的节奏，而且要非常连贯，但是广播体操动作是分节的，一节和一节之间有停顿，且每节动作不同，从配乐的角度讲也必须有区别，这样做操的人才能听得明白。同时，编操的人要求动作须在几分几秒内完成，音乐到了几分几秒也必须有一个停顿。所以，让体操动作和音乐完全合拍，是录制工作中最大的难题。但音乐家们为了响应全民健身的号召，在当年落后的技术设备和艰苦的录音条件下，还是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制作出了第一套广播体操的配乐。只可惜，这套配乐如今已难觅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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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体操成为凝聚国力、向世界展示新中国面貌的一张名片

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这一天，距杨烈提交那份关于创编国民广播体操的报告整整一年。这一天，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

年12月1日，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在广播里播放。音乐响起，一下子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种“边听音乐边做操”的锻炼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各界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在中央统一号召下，广播体操在学校、机关、部队、厂矿、农村陆续推广开来。每天上午10时，当大喇叭响起后，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无论是纺织工人在纺织机器旁，还是机关干部在办公场所，抑或是学生在操场上，甚至马路两边或楼顶上，都有人在做操。城市变成了运动场，人们合着节拍，整齐划一地运动着。不仅如此，如果恰逢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而火车碰巧停站，人们还会跑下站台做操。而在车厢里的人也不会闲着，乘务员会领着大家一起做。

第一套广播体操成了新中国的集体符号之一。在国民心中，财产归国家，身体归国家，连心也交给了国家，为祖国健康工作是最幸福的事情。此时的广播体操更像一种具有爱国性质的工农兵语言。尤其当朝鲜战争硝烟弥漫之际，人们不仅在“爱国公约”中承诺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还在“公约”中增加了一条新承诺：“保证每天早上做早操。”这种无形的约束力，让人们在手脚伸展间忘了个体的存在，从而产生出集体感。对当时刚成立的新中国而言，广播体操成为凝聚国力、建设国家工业体系、向世界展示新中国面貌的一张名片。

除了制度的保障，媒体也加大了对广播体操的宣传力度。作为党报，《人民日报》曾刊发《大家都来做广播体操》等文章。在这种号召下，全国各地的教育、卫生、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还组织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等。半年后，《人民日报》再次刊登文章，总结广播体操推广的丰硕成果。

在文娱活动少之又少的年代里，广播体操成为全民最喜爱的体育运动，甚至比足球篮球还“火”。一位老市民回忆起当年做广播操的画面仍激动不已：“那时候操场都是土或者煤渣铺成的，没有录音机，也没有老唱片放音乐。我们就跟着领操员的口号做操，没一个人敢乱动。更有趣的是，有一个伸展运动，我们把手伸得很长，腿踢得很高，经常会撞到前面的人。那时候，学校出操率接近%，厂矿企业也有80%以上的人做操。”

据年5月的统计，当时仅北京就有23万学生经常做广播体操。雁北全区8个县有多名县区干部每天做广播操，很多城市都成立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当时，全国各地已经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天津、上海等40家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广播体操节目。这些节目每天占用52个波长，总计分钟。同时，人民广播器材厂也加班加点，为满足收听不便或收听设备不够完善的地区的需要，先后供应了张广播体操唱片。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8万人。除了文字图书以外，为了配合广播体操的普及和宣传，中国邮政还于年6月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体育邮票——《广播体操》特种邮票。它将广播体操的10节动作分解为40个图案，每一个图案印制为一枚邮票，共40枚，成为世界上体育邮票中张数最多的一套。

大街小巷全民做操的画面让20世纪50年代来华访问的苏联诗人吉洪诺夫惊叹不已。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广播体操作为一种身体规训手段，跟当时以举国之力建设新中国的工业体系更是密切相关。年，《新体育》一篇社论中指出：数百万职工和数百万干部的身体健康问题，不仅关乎他们切身幸福，也是关乎整个国家建设大业的一个重大问题。年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前身）要求全国各机关“每天上午和下午的工作时间中抽出10分钟做工间操”，这开创了工作时间内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集体体育锻炼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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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体操最壮观的国家”

广播体操是一种健身方式，但当第一套广播体操推广持续了两年多之后，越来越多的做操者感到，这套广播体操的运动量小，不能很好地满足人们锻炼身体的需要，要求编制新的广播体操的呼声渐起。为此，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广播事业局约请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单位及部分体育工作者，于年3月开始，参考上海、天津两地的第二套广播体操初稿，编制了第二套广播体操。年7月，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第二套广播体操《初升的太阳》正式公布。这套体操加大了运动量和动作难度。

三年后，即年，又发布了第三套广播体操。第三套广播体操中渗透了“工农兵的动作语言”。比如，到了第四节“体前屈运动”，做操者的动作就好像在打气一般，嘴里发出“哧”“哧”声。第七节“全身运动”中，两人面对面站着，一拉一推像“拉锯”。弄堂里、商店里、火车上、厂房间，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有做操人的身影，成为新中国破天荒的新鲜事。年，经典体育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就把工人们做广播体操的场景搬上了银幕。故事发生在一家肉联厂，它的原型是上海肉类联合加工厂。由于这家工厂当年职工体育活动搞得好，年和年，全上海只有这家工厂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年4月15日，第四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广播体操配乐中有一个响亮的男声开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套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第四套广播体操第一次发布了少数民族语言版本。在动作上，前三套广播体操的原则以简单好学为主，到第四套时开始趋于成熟。

年10月21日上午，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参观了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达达赫走进体操馆，观赏了一场集体体操表演。表演者情绪激昂，让达达赫拍手叫好。

年9月1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向全国人民公布了新出台的第五套广播体操。第五套广播体操整套动作开始前，广播里先是一段激昂话语：“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第五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这套广播体操的动作中明显加入了武术的元素。

北京厂桥小学有个小学生因为姿态标准优美，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正是这次露脸，让他的运动天赋得以展现，后来他被什刹海体校的老师选中，开始学习武术。这个幸运的小学生叫李连杰。翌年，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的镜头记录下了极具时代性的画面：清晨的阳光铺洒在北京的操场上，上百名学生同时挥出拳头，站在他们前面的体育老师嘶哑着喉咙喊：“一、二、三、四。”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产物的广播体操，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被誉为“国操”。除了健身，它更像一项政治任务，具有政治动员的作用。外国朋友曾称新中国为“广播体操最壮观的国家”。年前后，法国、埃及、伊朗等国来中国考察广播体操。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做集体运动，他们认为广播体操染上了意识形态色彩，称它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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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发展，广播体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时代精神。文娱活动的丰富，使集体化的广播体操逐渐走向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新颖、欢快、节奏感强的健美操、迪斯科等。此时的国民，开始慢慢打破以往的集体主义思想，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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