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毛里塔尼亚 > 行政区划 > 中国与中东关系中国与埃及关系六十年
当前位置： 毛里塔尼亚 > 行政区划 > 中国与中东关系中国与埃及关系六十年
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年第5期
内容提要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建交具有历史和现实动因。历史上，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中埃两大东方古老文明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和中埃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患难与共，为中埃建交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现实动因则是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埃共同的反帝反殖立场，政治、安全和经贸利益的交汇，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及周恩来、纳赛尔两位领导人的历史性握手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埃建交标志着新中国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外交关系的历史性突破，也有力支援了埃及反帝民族运动，对中埃两国国际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影响深远。半个多世纪以来，埃及作为中国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对中非、中阿友好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对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埃和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关键词
中埃关系；丝绸之路；万隆会议；一带一路；中阿关系
作者简介
余建华，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正文
年5月30日，中国与埃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联合公报》，埃及成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中埃建交标志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外交新纪元的开启。60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相互支持、默契合作、殊功至伟。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非合作论坛（年）和中阿合作论坛（年）的成立，以及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年）、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年）和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年）的确立，中埃双边关系不断深化。
一、中埃建交前的历史友好往来
中埃两大文明古国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中埃人民在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中患难与共，为年新中国与埃及建交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人类的历史起源于东方，这里的“东方”，包括从中国、印度，经伊朗高原、两河流域，直到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广袤地区。中国与埃及同为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虽然这两大人类文明发祥地远隔千里，但生活在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和尼罗河畔的埃及民族相互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年，时任埃及驻华大使阿里·侯夫尼表示，“埃中关系是历史性的和独一无二的，它不仅仅是过去45年的产物，而且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早在遥远的古代，中埃之间就存在间接的贸易往来。历史研究表明，在距今约3,年前的西周时代，生活在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部落建立了东亚和地中海世界之间最古老的贸易联系。公元前9～7世纪亚述帝国极盛时，其疆域东起伊朗高原，西临埃及。正是通过中亚和西亚地区诸国和游牧部落，中国的丝绸和软玉等产品转辗易手，间接流入埃及。年，奥地利科学家在研究埃及第21王朝（前年～前年）的一具女性木乃伊时发现其头发中夹有蚕丝纤维。“当时除中国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丝绸生产国，因此可以认定这是中国的产品。”由此可见，此时埃及确已使用来自中国的丝织品。
不过，中国与埃及之间真正意义上的相互认知，始于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以及之后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通过大规模军事远征，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军事帝国。前年，亚历山大率军攻占埃及，在尼罗河口建立了亚历山大里亚古城。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横跨巴尔干半岛、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伊朗和印度西北部的经济文化交互圈，这令从东方的中国、印度经中亚、西亚，到地中海世界的埃及和希腊之间的贸易更加密切。如果说亚历山大帝国促成了古代东方与地中海世界通道西半段的畅通，随后东方汉帝国则通过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完成了这一通道东半段的开通。公元前年和前年，汉武帝派遣其侍从官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开始了古代中国内陆与西域、印度、中亚和西亚乃至地中海世界的直接交往，贯穿亚欧大陆东西方最为重要的交通贸易要道“丝绸之路”逐渐形成。
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前年～前30年）定都于刚建成的亚历山大里亚城，这里成为希腊化世界最重要的城市和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东西方商贾云集。中国学者认为，在张骞回国后上奏汉武帝的报告中提及西行抵达的黎轩即指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前年汉武帝发使黎轩的记载，这是中国首次向埃及乃至非洲正式派遣使者。尽管中国使节最终是否到达目的地至今仍无定论，但公元前后已有埃及人在中亚见到过中国人，也有埃及人转辗来到中国。《后汉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来华“黎轩善眩人”便是亚历山大里亚城著名的魔术师。中国遣使埃及和埃及魔术师抵华，标志着中埃之间交往的通道已经打通。此后埃及人利用印度洋西南季风从红海沿岸东航印度洋抵南亚，运回珍贵稀有的中国货物，丝绸、漆器、铁器、釉陶等中国商品也运往西亚波斯湾和红海口，其中相当部分商品流入包括埃及在内的地中海诸国，丝绸甚受埃及上流社会青睐。
公元1世纪，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曾穿戴华丽的中国绸衣出席宴会，为众人羡慕不已。在印度洋季风贸易盛行的年代，埃及玻璃也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20世纪初在中国河南出土的古玻璃，其中就有公元2～4世纪埃及的玻璃制品；洛阳也曾出土过亚历山大里亚制造的玻璃珠和制作精巧、刻有雅典娜头像的埃及玻璃瓶。概言之，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6世纪，经过埃及人、希腊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等众多民族的共同努力，中非之间开辟了多条经济文化交流的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人从都城长安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抵达波斯湾，或经陆路到达埃及；或走海路出波斯湾，经红海到达埃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既促进了中国丝织、瓷器制造技术和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发明的西传，又推动了古代埃及制糖、琉璃和医学技术的东传。
与此同时，中国与埃及之间的相互了解也日益增多。中国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均有指称亚历山大里亚的“黎轩”、“犁靬”、“犁鞬”（li-kan）等同名记载。公元3世纪中叶的鱼豢在《魏略》既指出埃及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历史现实，又准确描述了埃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并将中国与古罗马帝国通商的中转站亚历山大里亚称为“乌迟散”。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里亚一位操希腊语的商人在《红海回航记》中将中国称为秦尼。约年，亚历山大里亚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在所著的《地理志》中对中国（称为秦尼或塞里斯）作了更多的记述。6世纪中叶，埃及商人科斯马士在《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中对中国（秦尼策）的叙述更加具体，谈及了从中国到伊朗之间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唐宋元明时期的中国与埃及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交流更为直接与密切。7世纪阿拉伯帝国形成后，作为帝国行省的埃及与中国的往来日渐增多。据中国史籍记载，～年间，阿拉伯帝国共派使节访问唐朝达40次。许多埃及商人来华经商，将香料、宝石、珍珠、象牙等运至中国出售，再将中国的丝绸、瓷器、麝香等运回埃及或转销欧洲。有的埃及商人还在华定居，如长期居住在杭州的埃及商人欧斯曼远近闻名。8世纪唐朝学者杜环成为首位抵达埃及的中国人，其在《经行记》中描述了当时埃及发达的医学技术。此后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宋朝周去非的《邻外答问》和宋朝赵汝适的《诸藩志》等均记载过埃及的相关内容，《明史·西域传》还有明朝皇帝盛情款待埃及马木鲁克王朝来华使节的明确记载。
19世纪中叶以来，埃及和中国日益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但双方间仍保持着不间断的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和贸易交往。鸦片战争后，不少中国学者、政要在朝觐之余或借赴欧之便抵达埃及，留下了许多珍贵记载。穆斯林学者马德新曾借麦加朝觐之际在～年间两度访问埃及，并在开罗居住半年，既是近代中国访问埃及的第一人，也是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见证人，他对这场改革评价甚高，称阿里“大智大勇，善治理”。天主教徒郭连城于～年赴欧时也两度访问埃及，他可能是最先报道埃及金字塔等古迹的中国人。之后，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张德彝、郭嵩焘、薛福成、王韬、戴鸿慈等中国政要名人也纷纷留下游历埃及的评述观感，其中不少包含对埃及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关切和同情，希望中国引以为鉴，尤其是对同处列强欺凌下的中埃富国强民之祈求溢于言表。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在赞赏阿里改革经验的同时，也揭示了阿里改革失败的原因，抨击列强的干涉破坏。
进入20世纪后，尽管中国和埃及尚未完全摆脱列强的控制，但双方均在谋求建立相互间的平等外交关系。年中华民国成立，年埃及独立，为中埃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20世纪30年代起，中埃两国恢复官方往来。年夏，中国与埃及驻英外交官洽谈友好通商条约，双方允诺互给最惠国待遇，随后两国达成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中国国民政府于年和年相继派出驻开罗领事和驻埃及公使，年埃及也在中国开设公使馆。年，中埃双方决定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中埃之间在相互扶持中深化了双方的兄弟情谊。年中国长江流域遭受水灾，埃及政府派遣医生来华救治灾民。十年后埃及发生霍乱时，中国政府立即用飞机运去针剂。两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更是相互同情、相互援助。20世纪20年代，中国报刊《东方杂志》热情声援埃及反英独立运动，称赞年埃及独立是埃及人民多年奋斗的结果；年埃及独立运动领导人扎格鲁勒去世时，《东方杂志》深切哀悼，并对其作出高度评价。孙中山、扎格鲁勒夫人等中埃两国政治家均指出两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共同展开反帝斗争。
二、中埃建交的现实动因
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埃共同的反帝反殖立场，两国政治、安全和经贸利益的交汇，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及周恩来、纳赛尔两位领导人的历史性握手等多方面因素，构成了年中埃建交的现实动因。
20世纪中叶，中埃两国发生历史性巨变，为两国关系揭开了新篇章。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埃及人民为之欢欣，埃及妇女组织还专门发来贺电。埃及报刊普遍主张承认新中国，但当时追随西方的埃及法鲁克王朝却继续与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年7月23日，埃及爆发“七月革命”，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腐朽的法鲁克王朝，随后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共和国成立。埃及国内要求与新中国发展关系的呼声进一步高涨，媒体纷纷要求政府面对现实，立即承认新中国，而埃及政府也曾予以考虑，但因受到美国警告而采取犹豫观望的姿态。当时的埃及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仍受到美欧等西方大国的影响，对新成立的“红色中国”缺乏了解，依然保持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制定了新的外交方针，即宣布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世界上一切友好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国家发展关系。年埃及“七月革命”成功后，周恩来总理认为，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极大地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战争政策。
新中国将支持亚非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提升至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战略高度上，希望通过与埃及等亚非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打破西方封锁，开创新中国在亚非地区的外交新局面。负责新中国外交的周恩来总理基于对国际形势的精准分析，决定在发展与这些国家关系上采取积极稳妥的方针，在对一些国家的实际处境表示充分理解、体谅的同时，循序渐进地推动中国与其发展关系。当时，美国竭力阻挠埃及与新中国建交，而埃及一时也难以摆脱美国这一新崛起的世界超级大国的掣肘，周恩来由此制定了“善于等待，不必勉强，增加往来，多做工作，促进关系，水到渠成”的工作方针，强调中国可以在坚持外交原则的基础上，先发展同埃及的经贸文化关系，耐心等待时机成熟，在水到渠成时再行建交工作。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
年4月，埃及方面派商人昆地来华商谈双边贸易问题，埃及希望向中国出口棉花。当时中国并不需要进口棉花，但出于做埃及工作的考虑，周恩来总理决定答应埃及的要求。年，埃及在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情况下通过第三国间接提出向新中国派驻总领事的要求时，中方鉴于这有违“一个中国”原则而予以拒绝，但周恩来表示可以考虑埃及派贸易代表以半官方身份常驻中国。
与此同时，“七月革命”后在纳赛尔的领导下，埃及根据消灭殖民主义、取消封建制度、根除垄断和资本主义剥削、建立社会公正、建立强大爱国军队、建立稳定民主的“六项原则”，深入推进民族民主革命，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利益的重大举措，包括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反对《巴格达条约》、修建阿斯旺水坝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抗以斗争等，抵制西方新老列强对埃及实行的控制和掠夺政策，致使新生的埃及民族主义政权与西方大国矛盾日益尖锐，而与支持其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立场不断趋近，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往来也在不断增强。
年4月，万隆会议的召开为中埃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契机。这次历史性盛会是亚非国家首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列强参加下自行召开的国际会议。会议旨在促进亚非各国友好合作及商讨民族主义、反殖斗争、世界和平等重大国际问题。包括印尼、缅甸、中国、埃及等在内的29个与会亚非国家排除西方大国的干扰和破坏，提出了实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延伸的“万隆十项原则”，并以此作为国家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基础，形成了著名的“万隆精神”，即亚非人民为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要求友好、团结、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斗争的精神。
万隆会议构成了中国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打开外交局面的历史里程碑，周恩来总理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万隆会议。会议前夕，周恩来应邀访问缅甸，在仰光会见了埃及总统纳赛尔。两位伟人一见如故、倾心相交，在万隆会议期间共同参加了政治委员会与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小组，努力克服各种障碍，推动会议通过了包含“万隆十项原则”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了中国支持中东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和捍卫国家独立斗争的坚定立场，包括支持埃及人民收复苏伊士运河地区主权的斗争，以及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正当权利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纳赛尔在发言中也表示，殖民主义始终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因此必须予以铲除。
针对当时与会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以及部分国家对中国存在的疑虑，周恩来于年4月19日发表了著名的“求同存异”的补充发言，指出“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的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恩来长达18分钟的发言受到包括纳赛尔在内的与会各方代表的高度赞赏，奠定了万隆会议得以成功的基础，“求同存异”也成为中国发展与亚非国家外交关系的指导方针。会间周恩来同纳赛尔多次深入交谈，设宴招待埃及代表团，并出席纳赛尔举行的宴会。中埃双方就各自国家的情况、对外政策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消除了纳赛尔原先因受西方媒体恶意诬蔑而对中国产生的误解和疑虑。在两国关系的问题上，纳赛尔希望中国能够谅解当时埃及同台湾断交的困难。当纳赛尔谈到埃及因帝国主义控制棉花市场而蒙受巨大损失时，周恩来承诺中国将从埃及进口棉花。万隆会议期间，纳赛尔被周恩来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和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对新中国有了全新认识，两位领导人达成了两国将从贸易着手，互派商务机构并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协议。同时与会的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与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具体商议了双方的贸易问题。纳赛尔曾表示，万隆会议为加强埃中关系奠定了基础。
万隆会议后，中埃友好交往日益频繁。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作为埃及首位政府官员率团访华。中埃双方表达了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共同立场，中方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反对侵略和扩张的正义斗争。双方还签订了文化合作会谈纪要，并就两国经贸合作事宜达成具体协议。同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率团访华，与中方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及议定书，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同时确定双方互设官方商务代表处。根据该协定，中埃签订了中国购买埃及4万包（1.3万吨）棉花的合同，并从埃及市场直接购买6,包棉花。
这是现代中非经贸史上的第一笔大宗交易，《开罗报》、《金字塔报》等埃及媒体发表社论，指出交易量相当于埃及约17%的棉花产量，在美国实施对埃不利的棉花政策导致埃及棉花销量困难的情况下，这笔交易使“我们在最大的大陆上的最大国家里，为我们的产品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意味着“埃及经济已经摆脱了外国的影响，……非洲和亚洲各国彼此之间已经更加团结和更加合作了，”并“将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大量埃及长绒棉进入中国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棉织业的发展。中埃棉花贸易不仅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发展，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政治意义。年1月和2月，中国驻埃及商务代表处和埃及驻中国商务代表处相继设立，商代处实际上享有高于领事待遇的外交特权。贸易先行成为正式建交的前奏，是新中国外交之创举。同年2月，中国政协副主席兼伊斯兰协会主席包尔汉率领中国文化艺术团访埃，双方签订中埃文化合作协定。3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应邀访埃，会见纳赛尔总统并转交周恩来的信函，中国在开罗举办大型商品展览会。
中埃贸易、文化关系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两国建交提供了成熟的时机。年5月16日，埃及内阁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决定撤销对台湾当局的承认，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同中国建交和互换外交使节，并就此向中方递交正式照会。翌日，中国外交部就埃及立场发表热烈欢迎的声明，希望双方能够尽快建交。5月18日，周恩来致函纳赛尔，表示“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更加有利于促进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然而，美国对于埃及的这一外交举动极度恼火，遂采取报复手段，向以色列提供先进武器并撤销对阿斯旺水坝援助的承诺。5月30日，中埃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考虑到两国的相互愿望，已经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随后，首任中埃两国大使很快到任。由此，中埃建交瓜熟蒂落。
三、中埃关系的历史佳话
中埃建交标志着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开启，它有力地支援了埃及反帝民族运动，对两国国际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的关系具有深远影响。
中埃建交后，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埃及人民反帝反霸、捍卫国家独立主权的正义斗争。年7月26日，为反击西方列强的政治讹诈和经济控制，维护埃及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群众集会上宣布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以运河收入建造阿斯旺水坝，并宣读了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法令。英法不甘心丧失其在运河中的利益，发出武力威胁，并于当年10月底与以色列一起入侵埃及，挑起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战争。对于纳赛尔政权不惧大国压力、毅然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行动，中国政府予以坚定支持，强调“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民，都站在埃及人民这一边”。同年8月1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调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行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采取的正义行动，不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来说，埃及这一行动都是完全正当的”。
针对英法的武力威胁，中方严正警告，任何武力威胁和干涉行为不仅将使英法自食其果，也必将引起亚非人民和世界正义力量的反对。在此前后，无论是在对外国记者谈话中、中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还是中共八大开幕式上，中方领导人均明确宣示坚决支持埃及的正义之举，称赞“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后，中方在年11月1日的政府声明中“强烈谴责英法两国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动，中方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神圣斗争”，并在3日向英法提出强烈抗议和警告，要求英法立即停止侵略行动，就运河问题展开和平协商。当天，北京40万民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声援埃及的集会游行。7日，中方再次发表声明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表示愿尽能力所及，采取包括物资援助在内的一切有效措施支援埃及。8日，“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和“中埃友好协会”成立。自10日起，中方将大批埃方急需物资运往埃及，中国政府还向埃及赠送了2,万瑞士法郎的现金，并组建了一个医务援助团。对于中国的声援和支持，埃方多次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赏，称赞中国的支援“在提高埃及人民反对罪恶的侵略者的士气和巩固中埃两国友好关系上起到巨大的影响”。
此后，在年的“六日战争”、年的“十月战争”、年和年埃及摆脱苏联政治军事控制的行动中，中方均向埃及提供了及时的支持和援助。即使在至年埃及因主动同以色列媾和而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处境时，中方也未采取像苏联和多数阿拉伯国家对埃及大加指责的反对立场，而是肯定埃及为解决阿以争端迈出了“勇敢的一步”，给予埃方充分理解与支持。埃方也视中国的援助为雪中送炭，诚挚感谢中国为改善埃及的国际处境提供的宝贵支援。
如前所述，棉花是埃及重要的出口物资，在纳赛尔政权奉行反帝反殖、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政策、美英等国通过降低棉花价格和减少进口向埃及施加经济压力期间，中国在当时自身经济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仍积极开展同埃及的棉花贸易，继年和年从埃及进口3,万美元的棉花和棉纱后，年再度购买1,万英镑埃棉，其中还现汇支付了万英镑，以实际行动解埃方燃眉之急，给予埃及反帝反殖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自由斗争以切实而巨大的物资和道义支持。
与此同时，埃及人民也对中国的正义事业给予积极且坚定的支持。中埃建交后，埃及始终坚定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大业。年8月，埃及就当时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有权解放台湾，正如我们有权为解放运河区而斗争一样；……我们将毫不迟疑地支持英勇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我们的真正朋友，在我们的困难时期他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年9月和10月，纳赛尔总统再度表态，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是支持公理、正义与和平事业，并严正谴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军事挑衅。年9月，纳赛尔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明确要求联合国对新中国敞开大门。年11月，纳赛尔在埃及议会的讲话中指出，“继续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是对他们、对联合国以及对世界和平极端明显的错误”。
在年10月25日联大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表决中，埃及投了赞成票。埃及还支持中国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年香港回归前夕，埃及总理詹祖里表示，埃及高兴地看到香港即将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回归祖国。香港回归后，詹祖里又致电中方表示祝贺，指出“香港回归的寓意已远超中国的范围，埃及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是真理的胜利，它丰富了正确国际关系的内涵”。年澳门回归时埃及也表示了祝贺，肯定这是无法阻挡的历史进步潮流，是“一国两制”又一成功范例。埃及还在人权问题上大力支持中国的立场。年政治风波过后，同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埃及时受到热情款待，次年5月穆巴拉克总统访华，埃及也通过实际行动向全球旗帜鲜明地表达反对西方以侵犯人权为由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多次重申对中国政府的理解与支持。在联合国人权会议等多个国际场合，埃及也一直坚定支持中国，反击某些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
埃及与中国建交对新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军事威慑、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都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开创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外交新局面具有不容低估的历史性深远影响。中埃建交开启了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进程。此前，中国已经与部分亚欧社会主义国家、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和西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在阿拉伯地区和非洲地区仍面临“零外交”的不利局面。从年5月中埃建交至年的10年间，中国先后与叙利亚、也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索马里、突尼斯和毛里塔尼亚9个阿拉伯国家建交，并与几内亚、加纳、马里、扎伊尔、乌干达、肯尼亚、布隆迪、刚果、坦桑尼亚、赞比亚和贝宁11个非洲国家建交，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首次建交高潮之后的又一轮建交高潮。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建交高潮，表明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所奉行的反帝反殖、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受到广大亚非国家的认同。
半个多世纪以来，埃及作为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在发展中阿和中非友好关系上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年12月，周恩来开始了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亚非13国之行，埃及成为访问的首站。在与纳赛尔总统的交谈中，周恩来提出了中国政府处理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而后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又将此发展为中国处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随后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在改善和恢复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方面意义重大。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埃友好合作关系进入全面稳定发展的新阶段，中埃双边关系的深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多边合作的发展。年4月，中埃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埃及成为首个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埃及，期间与埃及领导人就全面深化中埃关系达成广泛共识，中埃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年是中埃建交金禧之年，同年6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埃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埃关于深化战略合作关系的实施纲要》；11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第9次访华并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双方发表关于两国建交50周年的联合新闻公报，将中埃战略合作关系推向新的高峰，埃方宣布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此外，中埃双方就新形势下建立和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务实合作以及重大国际问题交流见解，并达成广泛共识。
中埃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推动了中阿新型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年1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埃及期间，在开罗会见了阿盟秘书长穆萨和阿盟成员国代表，提出建立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四项原则，受到阿盟的热情响应。当天，中国外长李肇星与埃及外长穆萨在阿盟总部宣布，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决定从即日起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同年9月，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开罗阿盟总部举行。年5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中国天津举行，中阿双方宣布在论坛框架下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中阿合作论坛对中阿关系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推动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化战略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中阿关系长期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四国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同亚欧相关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强调，“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因丝绸之路相知相交，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中阿双方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构建“1+2+3”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口，努力提升中阿务实合作层次。与会阿方代表赞同习主席提出的加强论坛建设、发展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主张，支持中方提出的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年以来，埃及经历了政治和社会动荡，其国际和地区影响力受到一定影响，但中国与埃及始终在相互理解、尊重、信任和支持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年12月22～25日，上任仅半年的埃及总统塞西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埃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将年以来的中埃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四、余论
中埃自古以来就有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在近现代反殖反帝斗争中结下了相互支持和声援的珍贵情谊。年中埃建交以来，两国在伸张正义、扶危济困和相互帮助中成为患难之交。60年后的今天，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面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历史机遇。
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发布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从政治、投资与贸易、社会发展、人文交流、和平与安全五大领域详细阐述了中方全面加强中阿关系的各项政策举措。随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东三国，期间于1月20～21日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新形势下发展中埃关系乃至中阿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此次访问恰逢中埃建交60周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共同出席了中埃建交60周年庆祝活动暨中埃文化年开幕式，还特邀塞西总统以嘉宾国元首身份出席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体现出中方对埃方国际地位的肯定与重视，埃方视之为最好的新年礼物而欣然接受。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经贸、能源、金融、航空航天、文化、新闻、科技、气候变化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年1月21日，习近平主席访问阿盟总部，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强调中阿双方要抓住未来5年的关键时期共建“一带一路”，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有针对性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四大行动计划：高举和平对话旗帜，开展促进稳定行动；推进结构调整，开展创新合作行动；促进中东工业化，开展产能对接行动；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开展增进友好行动；强调中国在中东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的“三不原则”，强调致力于劝和促谈，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年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的主旨演讲、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以及习近平主席在阿盟发表的演讲，为新时期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和推进中国中东外交指明了方向。
六十甲子一轮回。埃及是中国对中东和非洲外交的起点。60年来，中埃关系是中阿、中非关系的一面旗帜，更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中阿关系是中国特色的中东大国外交的主要板块。习近平主席出访埃及，凸显了中埃关系对新时期中国中东外交和中阿关系的引领作用。纳赛尔曾提出埃及地处阿拉伯、伊斯兰和非洲世界交汇的“三圆圈理论”，强调埃及居于世界地缘的关键战略位置。年习近平访埃期间在同塞西总统的会谈中谈到，双方要将各自发展战略和愿景对接，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两大抓手，将埃及打造成“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塞西总统也表示，埃及愿将自身发展规划同“一带一路”建设对接。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布局中，埃及作为横跨北非和西亚的国家，对非洲和西亚地区具有引领和辐射作用。无论是“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还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埃及的枢纽作用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对象。习主席访埃期间，中埃双方签署的《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和《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对两国未来五年各领域全面合作的规划，以及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二期揭牌、中资企业同埃及签下27亿美元新首都建设项目大单等一系列成果的取得，都标志着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在阿盟总部的演讲中引用了埃及谚语“比时间永恒的是金字塔”，强调“最永恒的是埃及人民崇尚变革、追求自由的伟大精神。今天的埃及承载着传承文明的希望，肩负着探索复兴道路的使命。中国坚定支持埃及政府和人民的努力，期待埃及成为地区稳定支柱和发展标杆。”
中埃全面战略合作的继往开来，对于深化中国与中东外交和非洲外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探索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治理具有引领作用，对中埃分享治国理政经验、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中东外交更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两国人民将继续携手谱写新时期中埃关系新的辉煌篇章，中埃友谊将如同金字塔这一人类文明奇迹一样永恒长存。
余建华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qiyacar.com/xzqh/262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