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传神周其仁张维迎3万字说透中国经济

“起飞”后的增长

——在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发言

周其仁

年1月，海闻老师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有一个讲座，主题就是中国经济起飞。这次很荣幸到本次年会发言，我特地选“起飞”为题，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对海闻老师多年来花心血建设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表示敬意和感谢。

题目中的“起飞”，有很高的辨识度。在研究增长或发展的经济学领域中，只要提到这个概念，人们就会想到罗斯托。罗斯托是一个充满争议、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家。他是俄罗斯犹太人后裔，移民到美国后，先是耶鲁高材生，后去牛津读硕士，最后又回耶鲁拿的博士。毕业后他在美国和英国几所知名大学任教。二战期间，罗斯托受聘于美国战略情报局，跟着另外一位经济学家用专业知识为盟国反法西斯战争服务，具体工作就是分析研究怎么轰炸德国能尽快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他们当时用的方法来自经济学的基本训练。

战后罗斯托在MIT任教十年，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他发现，如果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不但能帮助后者更快达到临界点，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而且最后也让发达经济一起受益。在冷战背景里，罗斯托受到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美国总统的赏识，成为白宫决策智囊人物。他后来引起最大争议的，是主张美国对越南大规模增兵并轰炸北越南部，以遏制苏联势力扩张。随着反战潮流席卷全美和白宫易主，罗斯特重回学术界，但差不多所有重要的学术机构都不愿聘他。年他在约翰逊的老家德克萨斯奥斯丁校区获得教职，从此埋头学术直到年去世。年他出版《大卫·休姆以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史》，是一本英文页的巨著，罗卫东教授组织了中译，由浙大出版社于年出版。

罗斯托关于经济起飞的思想，最早是年“不经意地”写入关于经济增长进程的著述。年他受邀在剑桥作工业化讲座，整理后的讲稿于年公开出版，书名就叫《经济增长的阶段》。

他这套想法，比较可取的就是把经济增长看作一个持续的过程，不可以用一个无涉时间变量的函数加以描述和刻画。他认为这里最值得研究的，是在整个增长过程中，如何从传统经济跃向现代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是人类主动并大规模应用科学技术，重新定义经济资源，改变要素投入的产出效果，由此保证经济增长水平大幅度地超过人口增长，实现人均收入显著并持续提高。在这个大转变里，罗斯托抓住一个关键节点，那就是从极其缓慢的传统经济走向现代经济增长，非要有一个加倍的努力，非要有一个加速度不可。他借飞机起飞来类比经济增长。飞机从停止不动到飞上天空，不但先要加速运动，而且要达到极强的瞬间加速度，才能让飞机升力超过地球对飞机的引力，实现起飞。因此，罗斯托的增长理论也被简称为“起飞理论”。

罗斯托概括了实现起飞的三个临界条件。第一，投资要占到国民所得的5%到10%，如果达不到，经济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那就飞不起来。第二，要形成主导部门，即本身增长更快，且对其他部门有带动作用的经济引擎。第三，罗斯托把很多其他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所处理不了的科学技术、创新、冒险和企业家精神，纳入起飞条件。他认为，要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企业家群体，前仆后继从事冒险与创新，才能实现现代经济增长。达到三条，经济就能实现起飞。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通常要二三十年，然后趋向成熟，趋向大众高消费，趋向他后来定义的第六阶段即高品质生活。

海闻在他的讲座里借用“起飞”来概述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他说中国这个飞机非常大，所以起飞的时间可能会长；起飞以后，需要持续的时间也要更长，才能走向高度的成熟。我想在海闻讲座的基础上，再做一些讨论。

首先是中国经济何时开始起飞的？在罗斯托原著里，他写到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起飞始于年。那时结束了战乱、有了统一的国家主权，开始大规模推进国家工业化，并在国民经济中形成强有力的工业部门，投资率也超过10%。这与麦迪森关于中国长期增长的研究结论一致，那也是从年开始，近代中国积弱积贫的走势才在人均所得的水平上掉头向上，开启直追西欧的新历程。

那么按照罗斯托，如果年开始起飞，过了二、三十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起飞就完成了吗？这个结论恐怕得不出。虽然投资率平均是高于10%，也扩展出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但整个结构还带有传统经济的顽强痕迹。总人口80%在农村，农民极度贫穷，缺乏消化工业产品的内需能力；文化教育科研基础薄弱，尚不能大规模承接并扩展现代科技成果，特别是受体制限制，还不可能出现企业家群体。我的同事张维迎老师，年出生在陕北榆林吴堡县一个山村，他有一篇精彩传神的网文“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附后），生动地记录直到他年高考上大学之前他家乡的状况以及后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即使到了八十年代中，只要认真观察过中国农村和农民状况的，应该都不会说中国经济已实现了起飞。

再过30年，中国经济是不是实现起飞了呢？我想，回答这个问题的分歧就会比较小。因为到年时，中国经济已持续几十年近乎10%的高速增长，也持续了几十年的超高投资。高增长主导部门一个接一个出现，把现代科学技术扩展到国民经济更大范围。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中国经济全面对外开放，也打开了城乡之间的大门。改革开放带来国民所得的高速增长。年9月，当科斯邀请几十位中国企业家、地方官员和学者到芝加哥大学专题研讨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时（附后），世人总应该可以说中国经济实现了起飞。年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再过几年光景，中国分别成为世界出口第一大国、第一贸易大国以及工业产能第一大国。

不过，也正因为中国实现了起飞，并在年之后遇到新情况、面临新挑战，让我们看到起飞理论的一个薄弱之处，那就是对起飞后的增长缺乏仔细研究。这或许是因为罗斯托当年的注意力，过于聚焦发展中经济怎样实现起飞，怎样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一跃，但是对实现起飞后的经济，多少就掉以轻心，似乎那就比较一帆风顺，一定合乎逻辑地走向成熟，走向大众高消费，然后走向高品质经济增长。

罗斯托以飞机起飞类比经济增长，但他或许没有理解飞机起飞的困难所在。人们都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实际上莱特兄弟是受到更早飞天筑梦者失败消息的刺激，才走上研制飞机之路的。据记载，年8月在德国里诺山，奥托·李林塔尔为创造一个具有独立装置的飞行器，试飞过一架新滑翔机。一阵风把已飞起来的飞机吹翻，李林塔尔不幸坠地身亡。远在美国俄亥俄州的莱特兄弟听此噩耗，才注意到有人在造飞行器。这兄弟俩不懂飞行，但对自行车以及他们童年时代痴迷过的风筝，有着过人的领悟。他们认定，飞机的难点不是能不能飞起来，而是飞起来之后，在遭遇空中“猛烈颠簸”时还能不能保持平衡。按此思路，莱特兄弟研发数年，终于在年自驾由他们制造的一架带螺旋桨和引擎的飞机一飞冲天，又平稳落地。

莱特兄弟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工程师和机械师的不断努力，当代客机早已成为世界级高科技的一个绝妙集合，以至于今天搭乘飞机的乘客，仅需“系紧安全带、坐稳扶好”，就总能冲过对流层里任何猛烈颠簸，飞入平流层，抵达目的地。罗斯托把起飞后的增长看得容易，源自现代飞行器总能由静转动，把跑道滑行、加速起飞、拉升、平飞、降落的分阶段前行，演绎得几近绝对完美。

是中国的实际经验提醒我们注意，起飞后的经济增长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简要地说，大体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全球化进程里，如何妥当处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个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提出来研究。休谟和斯密都是苏格兰人，而苏格兰相对落后，英格兰比较发达。十八世纪初苏格兰和英格兰签署法案成为联合王国后，内生的地区间差距和紧张一直存在。再看整个欧洲，先是地中海时代意大利文明最为辉煌，后来西班牙搞大航海发达，荷兰急起直追，英国既与荷兰争先，又与法国较劲。所以最早一代政治经济学家研究问题，从来就以国际竞争格局及其变化为背景。其中一条线索，就是分析原来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经济关系，因为这里充满张力——落后经济体的劳动成本很低，一旦打通贸易，无可避免要对高劳动成本的发达经济构成某种冲击，正如发达经济的先进产品很容易占领后发经济的市场。经济学的“一价定理”将如何表现呢？反正劳动及其他资源的收入在开放条件下终究要趋向同一。挑战来了：到底是发达地方的高收入掉下来，还是低收入地方的收入快速涨上去？这里存在无可避免的摩擦和冲突。

休谟当年还敏锐地发现，制造业是会跑来跑去的，会从工资贵的地方跑到工资低的地方。产业转移愈演愈烈之际，资本移出的富国取什么态度，获得资本流入的穷国又取什么态度？他们彼此怎么相处？当代如萨缪尔逊分析过的，后进国家和先进国家都会发生技术进步，问题是进步的变化率可能很不一致，如果一方的变动率持续快于另一方，会不会在经济逻辑上发生“一方永久损害另一方”？这对起飞后的中国经济，影响巨大，因为中国经济能够起飞，离不开对外开放，特别是能大量吸纳中国组装和制造产品的发达经济市场，以及持续从发达经济体那里获得关键技术和基础科研成果，并逐步培育自己原创研发能力。如果全球化受阻，国际经济关系乃至国家之间关系持续紧张，时不时出现颠簸，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就不能不受压。

第二，中国经济体量超大，且极不平衡。有关飞起来的中国经济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包括居民、城乡、区域、不同产业和产权主体之间的收入差过大，已引起广泛注意。但在收入差别的背后，是知识、观念和体制运行成本的极大差别。从改革开放、创新、法治和现代社会治理等任何一个视角观察，中国经济社会都不乏先行者，都创造并继续创造出解决问题的经验。但在超大且极不平衡的约束下，新事物、新生产力和新观念的扩展还相当费力。人们常喊同样口号，但实际行为却可能南辕北辙。实现起飞的中国经济，能不能把身为超级庞然大物的自己，整体带到飞得更稳更高的平流层，应该不会是短期就容易完成的任务。

第三，起飞后的增长要维系平衡，但绝不能失去动力。这与地面运动不同，只要减速放缓，通常就能恢复平稳。飞起来的中国经济，还非保持一定动力不可，在有的情况下，甚至还需要加大动力，才能从容应付多种猛烈的颠簸。现在的情势很清楚，如果先富起来的人群、行业和地区，减弱而不是继续增强他们继续致富的动力，那么究竟从哪里可以筹措到帮助后富群体、困难行业和地区的财力呢？毕竟从长期看，高额财赤和债务不但不是平稳经济的积极力量，而且是导致起飞后经济发生系统性风险的祸根。这里需要清晰地划分不同性质的抽肥补瘦，租金性收入可以也应该多抽，但劳动创造、生产性投资的收益要少抽，因为抽多了会减弱经济增长动力。

最后，我们亲历了人类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中国经济起飞，这是时代赋予一代经济学人的机会与荣耀。中国经济实现了起飞，我们就应该更多研究起飞后的经济增长，直面起飞后的各种挑战，研究其间的新经验并作出合适的概括。

（根据发言录音整理，文字经作者本人修订）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周其仁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of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contractedresponsibility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多名工人，每年出口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万元、雇工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三、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四、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ized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五、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作者附记：

科斯教授指定的题目，是TheUnfoldingofDeng’sDrama，直译回来，就是“邓小平戏剧的展开”——在中文语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标题。考虑到报纸的发表习惯，原文注释全部删去，留在以后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论文里再仔细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国青、汪丁丁、卢锋、薛兆丰、朱锡庆、梁红等人的阅读意见，对作者多次修订文稿帮助很大。英文稿在讨论会前夜才传到芝加哥大学，蒙9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审阅，并通过他的助手多次传递老人家的评论意见。在7月14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上，科斯的致辞，张五常的主题报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l和D.North的评论，以及王宁、RoyBinWong，史正富、许成钢、张维迎、李俊慧、黄亚生、周燕、何东、朱锡庆等提交的论文、发言和讨论，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国改革的视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动作者对本文的修订和补充。关于这次芝加哥学术盛会，作者和其他参与者应该还有文字报道与读者分享。这里谨对科斯及各位会议贡献者致以谢意，当然文中尚存的错失之处仍由作者本人负责。

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

张维迎

人类的历史有万年，但人类的经济增长只有年的历史。经济增长在今天被当作常态，但年前，经济不增长是常态。

真正的经济增长，主要不是表现在GDP（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字上，而是表现在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表现在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不断改善。年前，人类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种类大概只有种到种，今天则是10亿到亿种。根据年10月的统计，亚马逊网站销售的商品就有5.98亿种。

人类过去年的经济增长，是三次工业革命的结果。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0年代开始持续到年，其标志是蒸汽动力的发明、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冶金工业的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大约从年代开始持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标志是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还有石油化学工业、家用电器等新产业的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大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其标志是计算机的发明、信息化和通信产业的变革。

但三次工业革命并不是在所有国家同时发生的。英国引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接着又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些国家虽然不是引领者，但在每次工业革命发生后，能很快追赶上，而另一些国家则被远远甩在后面，其中有些国家至今还没有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这就是富国与穷国差距的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当他们出生的时候，前两次工业革命早已完成，只能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但作为中国人，我有缘享受“后发优势”，用短短的40年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走过了西方世界十代人走过的路！

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年秋，我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在我出生的时候，除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公社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几乎没有受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我出生的窑洞是什么时候修建的，我父亲不知道，他的父亲也不知道。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生活就是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生产就是春种秋收、男耕女织。在我年幼的时候，我穿的衣服和鞋都是母亲手工纺线、手工织布、手工缝制完成的。我至今仍然能回想起，我睡梦中听到的纺车发出的嗡嗡声和织布机发出的吱咔声。

纺织业是人类最早的工业。手摇纺车在汉代就普遍使用，母亲使用的纺车看上去与汉画像石上的纺车没有什么区别。母亲用的木制脚踏织布机是印度人在公元年至年间发明的，大约在公元11世纪传入中国（也有专家认为是中国人发明的）。英国人约翰·凯伊于年发明了飞梭，在接近0年的时候，飞梭在英国已经普及开来，但年之后，母亲仍然不知道有飞梭，所以不仅织布速度慢，而且只能织出窄幅匹的布，一条被子需要好几块布料拼接而成。

汉画像上的纺车

印度人发明的脚踏织布机

根据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的考证，中国在公元年就有了三锭甚至五锭纺车，但不知为什么直到我小时候，母亲用的仍然是单锭纺车。英国工业革命期间，詹姆斯·哈尔格里夫斯于5年发明了多轴纺纱机（珍妮机），使得一个人同时能纺出几根线。哈尔格里夫斯最初的模型仅有八个锭子，但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已经能制造80个甚至更多锭子的多轴纺纱机了。如果母亲当年能用上多轴纺纱机，她就不会那么辛苦了。理查德·阿克赖特于8年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埃德蒙德·卡特赖特于年发明了机械织布机了，这些都没有影响母亲的生活。

哈格里夫斯多轴纺纱机

阿克赖特水力纺纱机

卡特赖特机械织布机

母亲缝制的衣服都是老式的，所以我小时候穿的裤子前面没有开口拉链。偶然会发生尴尬的事情，就是尿急时裤带打成了死结解不开，就只能尿在裤子里了。每每想起此事，总会让我觉得美国人威特康·L·朱迪森和瑞典人吉迪昂·森贝克在多年前发明的拉链，真是了不起。

美国人艾萨克·辛格早在年就发明了缝纫机并很快投入商业化生产，但我小的时候，缝纫机在我们那里仍然非常罕见。在我10来岁时，村里的一位复员军人带回一位山东媳妇，按母亲一方的亲戚关系，我叫她嫂子。这位嫂子心灵手巧，会用缝纫机做衣服，我穿的第一件“制服”就是她做的。

上大学之后，我就不再穿母亲用土布缝制的衣服了。后来，家里的纺车和脚踏织布机也被当作柴火烧了。

年辛格缝纫机（左）与年代缝纫机（右）

纺和织是棉纺织业的两道主要工序，但在原棉变成能纺纱的原料之前，还需要一些其他工序，其中一项是梳棉。梳棉就是通过疏松、清理和混合，将棉花纤维变得连续可纺的工艺。母亲纺纱用的棉卷是父亲用梳棉弓梳理的。根据李约瑟的考证，梳棉弓(cardingbow)是印度人在公元2世纪发明的。梳棉弓在我们当地被称为“弹花弓”，弹花算是一门小小的手艺，能赚点小钱，父亲是从他的四舅那里学到这门手艺的。

“文革”初期，父亲和他四舅及另一个人合伙买了一台梳棉机，存放在离我们村25华里的镇上，逢集的时候就提前一天去镇上弹棉花。梳棉机比梳棉弓的效率要高好多，每次干两天活，每人可以赚到三四块钱，这在当时算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惜好景不长，后来政府搞“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他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

年，村里搞起了“包产到户”。父亲把那台梳棉机从镇上搬回家，以为又可以弹棉花赚钱了。但父亲的预测完全错了。没过多久，村里人都开始买机织布了，连棉花也没有人种了，他的那点小手艺也就废了。根据我脑子里的印象，父亲他们的那台梳棉机，就是年刘易斯·保尔发明、年理查德·阿克赖特改进过的那种梳棉机！

改革开放后，父亲的另一项手艺也废了。我小时候冬天穿的袜子，都是父亲自己捻毛线、自己编织而成。父亲捻毛线用的捻锤，是新石器时代的发明。我上大学后，就不再穿父亲织的袜子了，他也就不再编织了。其实早在年，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威廉·李就发明了织袜子机。

印度梳棉弓（左）、梳棉机（中）、捻锤（右）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另一项重要进步发生在冶金工业。冶金工业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产业，人类掌握冶炼技术已有0年，炼铁业也有多年的历史。但即使进入“铁器时代”，铁仍然是一种稀有的贵金属，中国宋代曾用铁做过货币。

但铁的稀缺性被第一次工业革命改变了。年，英国企业家亚伯拉罕·达比发明了焦炭炼铁工艺，使得大规模廉价铁的生产成为可能。年代，英国海军采购代理人亨利·科特发明了搅拌炼铁法。不久，搅拌炼铁法便在全大不列颠境内成为生产熟铁的通用方法，千百万吨铁就这样制造出来，人类真正进入铁的时代。年和年又相继出现了贝塞麦转炉炼钢法和西门子平炉炼钢法，钢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从此，钢逐渐替代铁和木材，成为机器设备和车船的主要制造材料。钢不仅架起了跨江大桥，而且托起了摩天大楼。年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建成，标志着铁时代的结束和钢时代的开始。

进入钢铁时代，也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梦想。在我出生的前一年，中国搞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但遍地土高炉圆不了举国钢铁梦。我在农村时，钢还只能用在刀刃上，全村没有一把全钢制的斧头、镰刀、菜刀。不要说钢，铁也很稀缺，最值钱的就是做饭用的锅，所以“砸锅卖铁”就成为人们陷入绝境的隐喻。锅是生铁铸造的，空锅烧热时一沾凉水，就会裂缝，我们家的锅不知补过多少次了。当时农用工具基本都是木制的，门窗上唯一的金属是锁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几乎每个村都有一两个木匠，周围数十里才有一个铁匠。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冶炼技术的引进，中国终于进入钢的时代。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现在再回到农村，发现犁、耙子、扇车都已经变成钢制的了，木制工具已成为古董。

煤炭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炼铁需要大量的煤，蒸汽机也要烧大量的煤。中国和英国都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但英国的煤炭助燃了工业革命，中国的煤炭则长期躲藏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经济史学家彭慕兰用煤炭资源的丰富性解释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看来说服力不是很大。我的老家榆林市现在已成为中国的煤都，其产量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但在我小的时候，村民做饭、取暖用的燃料主要是柴草、树梢和秸秆，大部分庄户人家用不起煤，尽管那时候每百斤煤的价格只有4毛钱（现在的价格是20元左右）。今天政府已经开始禁止老百姓烧煤取暖了，但那个时候是烧不起煤。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动力主要是人自身和大型动物的肌肉，这一点直到蒸汽机出现之后才得到根本性改变。但蒸汽机发明年之后，我在农村的时候，动力仍然是人力和畜力。农村人看一个人是不是好劳力，主要看他肩能扛多重，背上能揹多少斤。我们村没有马，因为马太贵，饲养起来也麻烦，仅有的几头驴，是生产队最珍贵的生产工具，耕地、驮碳、拉磨、娶亲，都靠它们。如果一头驴死了，就是生产队最大的损失。

毛驴驮货物、毛驴耕地

我小的时候不爱干家务活。当时农村磨面用的是石磨，碾米和脱壳用的是石碾。据说，石磨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汉代中国就有了，而古罗马在公元前年也已广泛使用；石碾也是从汉代开始就被人们用来碾米和脱粒了。逢年过节或有红白喜事的时候，由于需要碾磨的量大，通常使用畜力驱动石碾和石磨，但平时小量的碾磨，只能使用人力。母亲要我帮她碾米推磨时，我总有些不情愿，围着碾盘或磨盘转圈圈让人觉得枯燥无味。

石磨（左）与石碾（右）

蒸汽机最初只用于矿井排水。在瓦特把蒸汽机转变为旋转动力之后，蒸汽机就逐步替代人力和马力，成为石磨旋转的动力。年，瓦特和博尔顿在伦敦建立了大不列颠面粉厂，两台蒸汽机推动50对磨石，每周生产吨的面粉。这个面粉厂的开设轰动了整个伦敦，来这里参观成为一种风气，搞得瓦特很不耐烦。

我老家的石磨和石碾从来没有被蒸汽机推动过，但在我离开家乡三十年后，石磨和石碾基本上都被废弃了。村民们跨越了蒸汽机，直接进入内燃机和电动机时代，这或许就是人们说的“弯道超车”吧！

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纺织和冶金这两个传统部门，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创造了许多新的产业。第一次工业革命用蒸汽机动力代替了人力和畜力，第二次工业革命则用内燃机和电动机代替了蒸汽机。内燃机是德国人奥古斯塔·奥托（AugustOtto）于年发明的，电动机是移民美国的塞尔维亚人尼古拉·特斯拉（NikolaTesla）于年发明的。但直到我上初中之前，我们村里还没有内燃机，更没有电动机。

在黄土高原，能种庄稼的地都是些沟沟峁峁的山地，祖祖辈辈都是靠天吃饭。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民们还是用石头在沟里垒起了一些水地。

水地在当地被称为“园子”，只有少数园子可以引水灌溉，大部分只能靠人工浇灌。零散的小块园子靠挑水浇灌，稍大块的园子则使用一种叫“橘槔”的装置提水浇灌。橘槔是这样一个装置：在一个架空的横木中间垂直钩一个长木杠，长木杠的一端固定一块很重的石头，另一端用一个活动连杆挂着一个柳编水桶。提水的时候，操作者站在石墙半空突出来的台阶上，用力将连杠向下拉，等水桶到达下面的水池灌满水后，再将手松开，靠着长木杠另一端石头的重力，水桶被提到适当的高度时，操作者将桶里的水倒入引水沟。如此往复不断，就可以灌溉大片的园子。

橘槔工作的时候，从远处看起来，酷似托马斯·纽科门于年发明的蒸汽机水泵，只是它的原动力来自人力，而非蒸汽。橘槔的英文名字叫shaduf，早在公元前1年前，埃及人就用它提水了。至于橘槔何时引入中国，不得而知。但从古埃及人最初发明到我们村的人弃之不用，有3年之久，真是不可思议！

陕北的橘槔（左）与古埃及的橘槔（右）

纽科门蒸汽机

橘槔之所以被弃用，是因为柴油机的引进。

柴油机是内燃机的一种，它是由德国人鲁道夫·狄塞尔（RudolfDiesel）于年发明的，被认为是自瓦特分离式冷凝器之后动力生产方面最重要的发明。狄塞尔死后，柴油机经过一系列改进，在许多应用领域（包括火车、轮船、农业机械等）代替了蒸汽机，至今仍然是移动机械的重要动力。

大约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村里有了一台6马力的柴油机。柴油机配上一个水泵，就可以把沟里的水扬程到园子地里，轰动了全村人。只是这台柴油机老出问题，并没有立马替代橘槔。

后来公社又给我们村奖励了一台1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这个英国人赫伯特·阿克伊德·斯图尔特于年发明的东西，八十年后，终于出现在我们这个偏僻小村。手扶拖拉机马力不大，但又好像无所不能，农忙时耕地、脱粒、抽水，农闲时带动磨面机磨面，或者跑运输。

柴油机（左）与手扶拖拉机（右）

包产到户后，拖拉机被拆成部件分了，我以为农业机械化没希望了。但没过多久，村里好几户人家自己买了拖拉机，其中还有人买了面粉机和脱粒机，开始商业化运营。慢慢地，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石磨和石碾被淘汰了，橘槔也被弃之不用，牛驴也没有人养了。

电动碾米（左）与被淘汰的石碾（右）

内燃机的最大影响发生在交通运输业。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和戈特利布·戴姆勒同时发明了内燃机驱动的汽车；22年后，美国人亨利·福特用自动组装线生产出了廉价的T型车，使得普通工薪阶层也能够买得起。到年，汽车已进入60%的美国家庭，美国由此成为“骑在轮子上的国家”。

但我小的时候，方圆几十里内见过汽车的人还屈指可数，全村没有一辆自行车，人们出行的方式仍然是步行。我既兴奋、又恐惧的是每年正月初二跟随父亲去探望改嫁远村的奶奶，虽然路程不过五十华里，但好像有翻不完的山峁、走不完的沟壑，早晨出发傍晚才能到达。

年公路修到我们村，起因是五里外的邻村变成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大队，省委第一书记要去视察，必须从我们村路过。当26辆吉普车队尘土飞扬经过时，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硷畔上观看，真是大开眼界！

我到北京工作之后，每次回家探亲，县政府总会派车把我送到村里，走时又派车把我接到县城。据说这是对在外地工作的县团级官员的待遇，我虽然不是县团级干部，但他们觉得我有点名气，又在中央机关工作，所以就视同县团级对待。我自己也欣然接受这种安排，因为，从县城到我们村八十华里路程，没有班车，找顺风车也不方便。

在牛津读博士期间，我花了一千英镑买了一辆福特二手车，从此有了自己的小轿车。回国后，我又用免税指标买了一辆大众捷达车。记得直到年，光华管理学院大楼前平时还只孤零零停着我的一辆车，没想到几年之后，大楼前已是车满为患了。

我的第一辆小轿车

村里停的小轿车

更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现在每次回老家，村里总停着几辆车，汽车在农村也已不再是稀罕物了，一个远房的堂弟还买了辆中巴跑班车，仍然住在村里的年轻人大多有摩托车。

据统计数据，中国城市人口中每百户拥有的家用汽车在年只有0.34辆，年则达到30辆。虽然普及率还不及美国年全国水平的一半，但在汽车发明年后，大部分中国城市居民总算享受到了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创新！

电力，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另一项重要创新。年，美国人托马斯·爱迪生在纽约曼哈顿建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集中供电的照明系统，为电气化时代打开了大门。到年，美国近70%的人口都用上了电，年这一比例已达%。列宁曾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电气化，但在我的家乡，虽然苏维埃很早就捷足先登，电气化却是姗姗来迟。

从出生到去县城上高中之前，我没有见过电灯，村里人照明用的都是煤油灯或麻油灯，有些家道贫困的人家连煤油灯也用不起，一到晚上就黑灯瞎火。有个流传的笑话说，一位客人在主人家吃晚饭，主人舍不得点灯，客人不高兴，就在主人家小孩的屁股上狠狠拧了一下，小孩顿时嚎啕大哭，客人说，快把灯点着，孩子看不见，把饭吃到鼻子里了。

父母鼓励我读书，说愿意为我多费二斤油钱。确实，村里好多人家就是因为怕花油钱，不让孩子晚上看书。为了省油，煤油灯的灯芯都很小，晚上在灯下看书的时候，头必须尽量靠近灯光，有时候打瞌睡，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头上就顶着一缕烧焦的头发，被同学们取笑。当时全村最亮的灯在生产大队的公用窑，是带玻璃罩的罩子灯，比小煤油灯费油好几倍。

煤油灯（左）与公窑才有的罩子灯（右）

到县城上高中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电灯，不仅宿舍里有白炽灯，教室里还有日光灯。但电压总是不稳，时明时暗，还经常断电，罩子灯仍然是宿舍的必备。

年我在牛津读书期间，暑期回老家看望父母，听说两公里外的村子已经拉上电了，我们村因为县上没人说话就没有拉上。知道我认识县委书记，村民们专门到我家，希望我给县委书记说说，给我们村也拉电。我说了，但没有管用。想到村里人对我的期待，这事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几个朋友愿意帮忙，一共筹集了四万多块钱，年，我们村终于通电了！

村里通电了

通了电，村民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电不仅能照明，而且能带动家用电器和其他机械。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不少人家相继买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电熨斗、空调等家用电器，这些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重要发明，虽然在那里的农村没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但还是有个别人家买了。村里也有了由电动机驱动的磨面机、碾米机、脱粒机、电锯。更重要的是，有了电动机，家家户户都可以用上自制的自来水系统，就是在比窑洞高的地方修一个封闭的蓄水池，把井水抽到蓄水池，水管连接到屋里，水龙头一打开，水就自动流出来了。我在农村的时候，每天早晚去井里挑水是一件很愁人的事，现在再没有人为挑水发愁了。

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年4月，我离开老家去西安上大学。我从县城搭长途汽车到山西介休，再乘火车到西安。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见到火车。火车是英国企业家斯蒂文森父子年发明的。至年，美国已修建了近40万公里的铁路，而到年，国土面积相当的中国只有5万公里铁路。

此时距离第一台大型数字计算机的发明已有33年，微型计算机产业正处于顶峰，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的微软公司已经成立4年，斯蒂芬·乔布斯和斯蒂芬·沃茨尼亚克的苹果II个人计算机也已经上市两年了，但直到进入大学后，我才第一次听说计算机这个名词。一开始，我以为计算机就是用于加减乘除运算的，可以替代我当生产队会计时使用的算盘。算盘是中国人和埃及人在公元前年前就使用的东西。但后来我就知道自己错了，计算机将替代的远不止算盘。

经济系一年级的课程有一门“计算机原理”，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看到硕大无比的计算机感到很新奇。后来知道，年宾州大学研发的第一台计算机ENIAC重量接近30吨，长英尺，高8英尺，占地面积相当于一间大教室。我们还学过二进位制、打孔卡原理和BASIC语言。但除了拿到考试成绩，整个本科四年和研究生三年期间，计算机对我的学习和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影响。

第一台计算机ENIAC（）

年，我开始在北京国家机关工作。我所在的研究所买了两台电脑，但放在机房，神神秘秘，由专人看管，只有搞经济预测的人可以使用。单位还有一台四通电子打字机，由打字员操作。与手写复写纸、蜡纸刻字印刷以及传统打字机相比，电子打字机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储存文本，反复修改。复写纸是在19世纪初英国人雷夫·韦奇伍德发明的，蜡纸刻字印刷是爱迪生于年发明的，我在高中时和高中毕业返乡务农时都用过。英文打字机是克里斯托弗·肖尔斯等几个美国人于年发明的，中文打字机是山东留美学生祁暄于年发明的，我上高中时我们学校有一台。

蜡纸油印机（左）与中文打字机（右）

我第一次使用计算机是年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我把自己手写的两篇英文文章拿到学院计算机房输入计算机，然后用激光打印机在A4纸上打印出来。激光打印出来的字体真是漂亮，像印刷出版的书一样，让人无比兴奋。

我的第一篇激光打印文章（）

激光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据说年刚发明时，贝尔实验室的专利律师甚至不主张申请专利，因为它“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自与康宁公司年发明的光纤玻璃结合后，它就彻底改变了通讯产业，并且变得无处不在。我第一次享受激光技术是年，医生用激光切除了我脸上的一个痣。现在讲课时，我手里拿的是激光笔，不是粉笔。

年9月，我回到牛津攻读博士学位时，买了一台个人电脑，从此就告别了手写论文的时代。年回国时，我还把这台电脑托运回北京。但个人电脑技术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很快出现了电脑，这台旧电脑的托运费也白交了。后来又有了桌面激光打印机，这样我就有了自己的桌面出版系统。之后还换过多少台电脑（包括笔记本电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计算机从公共教室那么大，变得办公桌上放得下（个人电脑）、书包里装得下（笔记本电脑）、甚至口袋里揣得下（智能手机），从而使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也能买得起，全仰仗于因特尔公司于年发明的微处理器。有了微处理器，个人电脑才成为可能。而微处理器建立在诺伊斯和基尔比于年发明的微芯片（集成电路）的基础上，微芯片又以晶体管为基础。所以有人说，晶体管对数字时代的意义，相当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

晶体管是贝尔实验室的三位科学家于年发明的，不仅比真空管体积小、成本低、能耗少，而且不易损坏，其在消费设备上的第一个应用是德州仪器公司于年生产的袖珍收音机。在牛津读书期间，一位台湾来的同学送了我一个台湾产的袖珍收音机，像香烟盒大小，但音质非常好，让我爱不释手。回想起我在农村时滋滋啦啦的有线广播，真是天壤之别。

对大部分人而言，一台孤立的电脑不过是一个文字处理机，我当初买个人电脑的目的就是为了写论文方便。但多台计算机连接成一个网络，用处就大了。年，第一代互联网——阿帕网诞生了。年，阿帕网的第一个热门应用——电子邮件诞生了。年后，我自己也开始用电子邮件了，但当时国内的人还无法使用电子邮件。年在筹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我们向北京大学校领导提的一个要求就是，给我们通电子邮箱。这个愿望被满足了。但没过多久，北大所有的教员都可以使用电子邮箱了。几年之后，中国就进入互联网时代了。

记得年12月我儿子在牛津出生的消息，我还是先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告诉国内亲戚，然后再由这位亲戚发电报告诉老家的父母。电报是美国人戈登·摩斯于1年发明的，最初一条电报线只能发送一个频率，亚历山大·贝尔想让一条线路同时发送多个频率，结果于年发明了电话。到年，美国家庭电话的普及率已达到40%，但至年的时候，除了少数政府高级官员家里装有公费电话外，中国普通老百姓家庭的电话普及率几乎为0。我在农村的时候，生产大队的公窑里有一部手摇电话，一根电话线串着好几个村，通话时必须大喊大叫才行；往不同线路的电话需要人工交换机转接，全公社只有一个交换机，接线员是很让人羡慕的工作。

转盘拨号电话是西门子公司于年发明的，按键拨号电话是贝尔公司于年发明的（必须有晶体管电子元件）。上大学之前，我没有见过转盘拨号电话，更没有见过按键拨号电话，因为连县长办公室的电话都是手摇的。我第一次使用转盘拨号电话是年上研究生期间，在校门口的一个公用电话上，还是过路的一位老师教我怎么拨号的。在牛津读书期间，偶尔给国内家人打一次长途电话，心跳的比电话上显示的英镑数字蹦得还快。当时国际长途电话很贵，从牛津到北京，每分钟的费用在3英镑以上。

手摇电话机（左）与转盘拨号电话机（右）

我第一次安装家用电话是留学回国的年，也就是贝尔发明电话年后。当时安装电话要先申请，缴纳0元的初装费后，再排队等候。后来初装费取消了，但我早已缴过了。年，我开始使用移动电话，家里的固定电话就很少用了。

但很长时间，我还是没有办法和老家的父母通电话，直到老家农村也可以安装电话为止。我最后一次收到姐姐写的家信是年。

年之后，老家农村也有移动电话信号了。我给父母买了一部手机，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可惜她的信息时代来得太迟了。年母亲下葬的时候，我把她心爱的手机放在她身边，希望她在九泉之下也能听到儿子的声音。

自从用上iPhone智能手机，短期出差我不再带笔记本电脑，也不带相机了。有了智能手机，我与父亲不仅可以通话，还可以用 　　

结束语　

我祖父于年去世，当时只有三十岁，父亲刚刚12岁。祖父出生的时候（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绝大部分新技术和新产品都已发明出来并投入商业化使用，他去世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但他连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没有经历。他短暂的一生中吃的、穿的、用的与他的祖父时代没有什么区别。

父亲比祖父幸运，他和我一起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他下半辈子吃的、穿的、用的与祖父在世时大不相同，也与他自己的前半辈子有很大不同。他坐过火车、飞机、汽车，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也许正在看着电视、用着手机。

我比父亲更幸运，因为每次工业革命我都比他早几年经历。我坐火车比他早，坐飞机比他早，坐汽车比他早，看电视比他早，用手机比他早。我还会上网购物，他不会。

我的幸运是托中国市场化改革开放的福。正是改革开放，使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有机会享受到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发明和创造，即便我自己并没有对这些发明和创造做出任何贡献。这或许就是经济学家讲的创新的“外溢效应”吧！生活在世界经济共同体，真是一件好事。

据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在美国的引领下开始了。如果中国晚四十年改革开放，我就得从后半生开始，和我儿子一起同时经历四次工业革命。如果那样，我敢肯定，未来4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过去40年的实际增长率还要高，更让世界瞩目。但我还是庆幸，历史没有这样进行。

作为经济学家，在享受三次工业革命成果的同时，我还是期待着我们的国家，能在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做出原创性的技术贡献，而不再只是一个搭便车者。我知道，九泉之下的杨小凯先生会立马警告说，这要看中国能否走出“后发劣势”陷阱。

（本文写于年12月9日，修改于12月30日。全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年1月8日观察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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