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里塔尼亚

南渡北归离别第六章悲剧的主角


南渡北归NANDUBEIGUI南渡北归篇离别:《南渡北归》第三部,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除述及迁往台湾的几位大师级人物,着重描述了留在大陆的吴金鼎、曾昭抡、曾昭燏、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饶毓泰、吴宓、钱锺书等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令读者感知历史真相并扼腕浩叹的同时,也生发出“在史中求史识”的冲动,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叶公超案”最新破译关于“叶案”的隐秘,坊间有多种说法,较集中者有二:

一说是叶公超不赞同蒋介石坚持对“外蒙”行使否决权,回台后“老先生召见他,他跟蒋公顶嘴:‘别的您懂,外交您比不上我懂!’”以致触怒蒋。特别是蒋介石最后抗拒不住美国的压力而放弃使用否决权时,对美国极度不满,却无可奈何,乃迁怒于叶,予叶以严惩。

二说是有人暗中向蒋介石进谗言,说叶在美国发表对蒋介石不敬之言论,激怒了蒋而遭罢黜。

对以上二说,一般民众倾向前说,认为叶公超晚年的人生遭遇,是蒋介石受了美国人的窝囊气而迁怒于叶的结果,这也是蒋介石死后最不见谅于世人的晚年行事之一。但这个说法,随着各国档案不断解密,渐被研究者否定。据担任过台北《民族晚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并有幸采访过“外蒙入会案”的当事人之一黄天才说,“叶公超去职”与“外蒙案”无关。黄氏称:就在肯尼迪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即年10月2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决定台湾当局大政方针的国民党“中常会”。会上,蒋说当初台湾做出强硬姿态反对外蒙入会,就是迫使美国发表这个声明,“外蒙入会,我们是一直反对的,但策略可以略具弹性,不一定要使用否决权”。又说:“我们的真正目的,是确保我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我们以美国既对我国有所要求,则我国自亦可要求美国有所回报,遂透过外交管道,向甘迺迪(南按:肯尼迪)总统明白表示‘可以考虑不使用否决权’,但要求甘迺迪总统公开表明对我国代表权坚定支持,必要时,并将使用否决权以拒阻中共进入联合国。”

当天,有常委提出“外蒙”如果获准进入联合国,则苏俄多了一个附庸,对台代表权岂不是增加了一分威胁?蒋介石对此答复说:当年联合国创立之初,苏俄体制内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是分别申请入会的,美国、英国,甚至台方,都没有表示反对。现在怎么能说“外蒙”是苏俄傀儡而反对它入会?苏俄加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本来就有3票,“外蒙”如果加入,不过增多1票,但我们因毛里塔尼亚之入会,却可以确保非洲法语系12国的支持,这是以小换大的买卖,我们的得大于失……

年5月8日,作者在台北国史馆出席作家白先勇《父亲与民国》研讨会,其间就叶公超卸任“外交部长”之隐秘向黄天才先生(右)请教具体细节(台北,时英出版社社长吴心建摄)如此这般,闹腾了半年的“外蒙入会案”,在蒋介石同意放弃使用否决权,以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现场采取“不投票”的方式打了圆场。

面对这场陈年旧案的调查研究,黄天才认为蒋介石既不在“外蒙入会案”上因美国压力而让步,自然就不该有所谓“迁怒于叶公超”之事。据可考的证据显示,促成蒋介石与肯尼迪总统最后和解并各有所得的人,并不是外界猜测的叶公超,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办事处主任克莱恩(后晋升为副局长),此人当年奉美国白宫密令与蒋介石就“外蒙入会案”进行了秘密谈判,最终打成了和解之局。

鉴于已经历史否定和不断发现的最新证据,黄天才认为第二种说法的可能性极大。理由如下:

就在叶公超去世之时,已调任台北《中央日报》驻日本特派员的黄天才,偶然从时驻东京的原蒋经国秘书萧昌乐处得知一个隐秘。萧对黄说:“一天,经国先生交给他一份密码电报,嘱他赶紧译出,不必誊抄,马上送呈总统。萧译毕后,才知密电内容是说叶(公超)大使在美国某处发表谈话,批评总统,措辞用语非常恶劣,令人愤慨……密电呈上去不久,就传来叶公超奉电召返国的消息。”萧言毕,未再透露更多内容和发电人。

此事过去七年之后的年,有个名叫刘荩章的人,在写给《传记文学》社长刘绍唐的一封长函中,再度披露了“叶案”的一些内幕。

刘说,他当年担任台北“外交部”主管联合国事务的条约司司长,年的9-10月间,随同“外交部”部长沈昌焕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刘说:“……十月某日午后,我随沈(昌焕)先生前往常驻代表团……到后不久,我有急公须往报告沈先生请示。当我手持文件,走到他的专用办公室门前,听到里面正在讲话,经向外面的秘书小姐打听,知道是叶(公超)先生自美国某州打来的电话,于是我就走开等候。过了一阵,好像已讲完了,我便再过去敲门入内,一见之下,我怔住了,但见沈先生铁青着脸,一副眦目切齿的怒容。我问他:‘怎么啦?’这时他只气急败坏地向我说了一句话:‘真没有想到一个代表元首的大使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没有再说下去,我当然不便追问。……至于那通电话中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后来也从未再听沈先生提起,也未再问过。但那天沈先生盛怒的神情,我确凑巧是唯一的见证者。”又说:“翌晨九时不到,我照例再去行邸上班,但这次情况有异,我按了几次门铃,伫候良久,才由住在行邸内的李秘书过来开门,入内后但觉一片寂静,而李秘书又是双眼惺忪,面有疲态。我问他是否发生了什么事,他强笑着说:‘没有什么,只是睡得太晚。’我问:‘是有夜来访客吗?’他说:‘不是’,然后迟疑一会儿,说:‘是翻电报,搞了个通夜。’我以为那是有关政务的电报,便再问:‘是关于外蒙的事吗?’他有些为难,欲言又止,终于笑而不答。我再问:‘何时及如何发出去的?’他说:‘是天亮后以电话读码发出的。’……过了两三分钟,他又过来,说沈先生请我去卧室谈话,我走过去,见室门是开着的,仅沈先生一人躺在卧床的被盖中,看样子好像尚未入睡,他向我说:‘你所知道的事,千万不可对外人说出,因为这件事实在太不像话了!’我说:‘请放心,我本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不会说的。’我请他赶快休息。……过了几天,我听说叶先生奉命回国述职,当时我心中虽觉得有些奇怪,但仍不疑有他。叶先生自华府先到纽约,来沈先生处曾有密谈。然后他出来准备去登机飞台,我送他电梯口,并祝他一路顺风,早去早回。那知再过几天,就听说他不回来了!究竟为什么?没有人能说出一个原因。我为此神伤多日,竟至感叹自己误入宦途起来……”

对于刘荩章提供的线索,黄天才结合八年前在日本听到的萧昌乐的叙述,两相比对,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当时在台北任蒋经国秘书的萧昌乐那天早上所接收并翻译的密电,正是刘氏在纽约所见“外交部长”沈昌焕办公室李秘书所发,电报内容乃沈昌焕所亲拟或口述,密告的对象就是叶公超。

对此,黄天才补充说,此事在媒体同行张作锦于年年底发表在《联合报》上的一篇题名《拒绝出版语录》的短文中加以佐证。当年作为采访记者的张作锦有一次参加了党政集会的“读训”,听到蒋介石在训词中痛斥驻外使节在外人面前批评自己国家的领袖,是丧失国格和人格云云。张氏在文中明确表示:“大家都知道这指的是叶公超,而叶氏当时正以中央评议员身份,坐在台下读训……”因而,黄天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当年激怒蒋公,并使蒋公急电召回叶公超予以免职的,是叶公超在美国对蒋公的不敬批评,似与叶公超不赞同否决外蒙一事无关,至少无直接关联。”

按一般常情推理,黄天才后来揭露的这些隐情秘事,由美返台后的叶公超应该是知道一个大体轮廓的,至少晚年有所醒悟。就叶氏的性格论,此人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在他刚当上驻美“大使”之际,几个从前的学生前来祝贺,他却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生意!”而这个赔本生意没做几天,叶就牛气冲天,不把世界一切人等放在眼里了。他曾对几个相熟的哥们儿扬言道:“见了艾森豪(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对于叶的性情与脾气,与其在西南联大共事的朱自清日记里亦有记载,谓此人“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如此骄狂放浪之人,想来对流落孤岛的蒋介石是不大会放在眼里的,在洋人们面前说一些狂话甚至对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来一番冷嘲热讽,对蒋介石本人进行人格污辱性谩骂与挑衅,亦不是绝无可能。当这一切出格的言行被忠于蒋的沈昌焕等辈得知后,叶的厄运就此到来。

叶公超后半生的悲剧固然值得同情,但就叶氏性格而言,除了朱自清所言的“狂狷耿介”,还夹杂着很大的外强中干的软弱成分,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主儿。纵观叶的前半生,凭着摇笔弄舌于庙堂得志,一旦谋得了高官厚禄便骄狂不羁,不知天高地厚地意气用事,更忘了一入庙堂便终身为奴的潜规则,对赏赐给他官帽的主子在人前背后鄙视甚至乱骂起来。当一番表现和谩骂终于激怒了主子,一个下勾拳打过来,把其乌纱帽打翻在地时,叶公超原形毕露,捶胸顿足,彷徨山泽,嗟号昊天,一惊一乍地做报国无门的孤愤状。其不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少了一个叶公超,会照样开门办学,庙堂议事,于党于国毫发不损。只是叶直到死都没有看破官场的密锁暗道,没有参透人生的禅机,忘记了自己头上那顶迎风飞扬的高帽,本来就是靠主子赏赐所得,尽管不能像佛家所言“一切皆空”,但也属于短暂和临时性质。当其飘然掉落时,无须整日悲哉痛哉,而竟至二十年未解心中的郁结。就此一点论,叶公超比之傅斯年,可谓迥隔霄壤。傅氏也热衷功名,但精神上却能超越,孟子的格言:“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yin-,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个话不是傅斯年单独拿出来说给台大学生听的,而是在他人生征途上服膺和实践的座右铭。令人扼腕的是,宦海漂浮数十年,从来就没有被纳入蒋氏父子政治圈中的叶公超,到了撒手归天的前夜,还在为自己没有得到主子的赏识,反而中途罢黜而痛心不已,并为自己当初的言行追悔莫及。叶在最后遗言式的《病中琐忆》短文中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有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此话真令人感到气短。悲夫!

年11月,躺在病榻上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叶公超,开始回忆过往的故人旧事,并要讲一些故事给人听。他想到并对人讲述的第一个人便是胡适,特别提及许多年前他发表在天津《益世报》副刊的一万多字的长文,里边讲了对鲁迅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而这个评价正是胡适所不愿看到的。对此,叶“特别想再看看这篇旧作……毕竟年纪大了,总会常常怀旧”。在无限感怀和神情恍惚中,叶公超于长吁短叹之际,又突然想起20年前由美返台,于郁闷中跑到胡适家中索取腰带的那个早晨。想到此处,叶公超竟自笑了起来。继而又以悲怆的心境想到了胡适长眠的南港学人山和“中研院”同辈学者的人生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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