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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时期,行走草原的生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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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在蒙古人崛起之前,为了便于军队通行和商队贸易往来,以巴格达为核心的交通道路系统已被建立起来。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一直在修建呼罗珊的城市道路和其他公路,这些通往中亚和波斯各地的道路周转便捷、安全。据伊斯凡迪亚尔(另译“亦思梵的牙儿”)记载,塔巴里斯坦进口税较低,布沃兹统治时期更是如此。花剌子模人善于经商,商人足迹遍布欧亚大草原,最远到达俄罗斯南部甚至多瑙河盆地。著名的旅游地理学家雅库特在蒙古人入侵前夜(公元)的记录中评论说他从未见过像花剌子模如此繁华的城市。
蒙古人在建立了统一有序的国家后才结束了游牧生活。志费尼说,对于资源有限的草原人民而言,贸易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不得不用马匹来换取农产品和其他商品。他写道:“蒙古人从不在任何城市里定居,与商人、旅客们的接触也没有固定的汇集点,他们把服装看作珍贵的宝物,商人们同他们做生意很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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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守卫的商路
为了便于商人、邮差和各国使臣出行,成吉思汗在重要的商贸线路设有邮政驿站,由当地居民提供马匹、马车和食物,再加上严格的治安律令,确保了商路的安全。霍渥斯在《蒙古史》中曾指出,人们可以毫发无损地穿过中亚大草原,这在中亚历史上可能尚属首次。他还进一步提出,蒙古人的历史绝不仅仅是“一段战鼓与号角的历史”。成吉思汗对旅客和商人饶有兴趣,热情地接见他们并给予极大的帮助。他在道路上安排守卫,发布旨意,不论商人何时踏上他的领地上都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如果货物需要可汗查验,则主人可携带货物觐见可汗。当时蒙古人很尊重穆斯林商人,为了表达敬意常常为他们搭建洁净的白色帐篷,允许他们无偿使用驿马。每一个驿站都喂养了母马和羊,为旅客提供马奶酒和肉食。
蒙古帝国一经建立,成吉思汗便把促进对外贸易提上了日程,他迫切期待与近邻花剌子模开展贸易活动。年双方起草了贸易协议,之后成吉思汗便派出一支五百人的穆斯林商队到花剌子模,带去了金银、丝绸和貂皮等货物。他还另附信函:
“我是日落君王,让我们建立起和平、友善的关系,让我们的商人们互通有无,
让珍贵产品和普通商品在双方的领地里互相交换“,然而,这支商队在花剌子模的边境小镇讹答剌被杀,所有商品都被当地首领扣留,只有一个驼夫侥幸逃出后向成吉思汗汇报了这场劫难。
这种野蛮的行为恰恰与成吉思汗极力保护商业阶层的政策相违背,于是,蒙古和花剌子模之间的战争爆发。成吉思汗称花剌子模首领为“阿格斯”(aghzi),即“强盗”。当时,阿扎姆、伊朗、花剌子模和加兹尼等国家已建成贸易统一体。赫瓦贾·沙姆斯丁·阿贾米担任“贸易首领”,他还拜见了德里苏丹伊勒杜迷失朝廷。在蒙古军队进攻过程中,人们逐渐新辟出贸易路线,统治者则尽量去保护贸易路线的安全以确保商队畅通无阻。《纳昔儿史话》的作者术慈札尼曾两次被派去解决蒙古入侵过程中贸易路线受阻的问题。
在成吉思汗之后,他的继承人仍然保留着保护商人和贸易路线的政策。特别是窝阔台汗天性公正,品格高尚,一直慷慨、友善地对待各阶层人民。他秉承公正慷慨的天性,在维护公正、施乐行善时毫不犹豫。有时,朝廷重臣反对他过度慷慨,他就会说:“毋庸置疑,世事难料。只有智慧才能使人享有盛名,流芳千古。”当他得到建在斡难河(Orkhon)岸边的城市喀喇昆仑(Karakorum)后,分别设立了邮站和驿站。为保护驿站,每站设有一个图门(tuman,万户长)。当时政令规定,每天要从省里派出五辆由六头牛拉的装满食物和水的货车到驻地,再依次分配出去。据史料记载,即便是那些完全独立于蒙古、对窝阔台汗持有敌意的人也不得不折服于这种慷慨与仁慈。蒙古史诗《蒙古秘史》用这样的语句称赞他:“我们的成吉思汗在朝中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建立起王室,现在要减轻子民们的重负,保证他们的安康与富足。”
充满活力的贸易城市
马可·波罗记录了忽必烈汗时期的首都元大都的风貌。当时有很多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提供住宿的客栈。他在游记中特别记载了四通八达、相互交织的道路,描述了驿站和被称作“交钞”的纸币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这样描述波斯:“一些商人和工匠们依靠劳动和手艺为生,他们能用金丝和蚕丝纺织出花样繁多的布匹,会种植棉花、小麦、大麦、小米和各种水果,还会酿酒。”
伊利汗国时期波斯的经济得到复苏。旭烈兀(Halaku)在洗劫巴格达、征服波斯后建立了伊利汗国。伊利汗国任命了一些穆斯林官员去推进国家的和平与繁荣。这些官员还是商人和工匠们的保护者,其中包括《中世纪年代史》编者阿塔·马利克·志费尼。伊儿汗鼓励贸易商人们在本国交易,他愿意付出更多的金钱购买他们带来的货物。巴托尔德提到,虽然那个时期人们对当时国家的毁灭和文明的衰退抱怨不止,但波斯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经济上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即使在蒙古人屠城之后,城市生活的品位也没有发生本质改变,新贸易中心的不断涌现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伊斯兰王权的崩塌使得信奉其他宗教的信徒更容易与穆斯林一起融入共同的生活。蒙古的统治者还资助世俗科学的发展。
合赞汗(另译“加赞汗”)作为伊利汗国最伟大的可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领导人物。他精通艺术与科学,如自然、历史、医药学、天文学和化学。同时,他还是金匠、铁匠、木匠和画家,并且要比这些领域中的大师们的更加技艺精湛,尤其是在制作马鞍、缰绳、马刺、胫甲(护腿)、头盔方面更是无人能够超越。他会捶打、缝合、抛光,常常以此消磨时光。合赞汗重视改革,取消多项税收来吸引更多的商人和商队,许多外国商人也乐于到这里做生意。他还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统一的度量衡。后来,合赞汗的弟弟和继承者完泽笃沿袭了这些政策。为了方便商人和游客,年合赞汗派人勘测了整个国家领土并设立界碑。执政时期建立起的城市苏丹尼亚很快成为各种活动的中心,各方道路均可通向这里。不赛因继续执行同样的政策,不仅取消了一些税收,而且为贸易商人们提供了更多便利。他颁布公文允许威尼斯商人自由出入波斯,并且可以在任何喜欢的地方停留,驿站可为他们照料马匹三天。
根据志费尼的记载,马哈茂德(Mahmud)及其子马苏德(MasudBeg)统治着从奥克苏斯河岸的第五区域到第一区域的广阔领土,最远到达东方的契丹。在他们的管理下,中亚很快从衰败的状态中重新振兴起来。布哈拉也通过这些富商赚得了更多的财富。
合赞汗时期的钱币
钦察汗国的统治者别儿哥汗信奉伊斯兰教,他为穆斯林商人自由出行提供了很多便利。穆斯林商队可前往钦察汗国的各个领地,中国和西亚的物产也被运到伏尔加河畔。当时,萨莱(Serai)已成为遍地宫殿和清真寺的璀璨之都,同时也是穆斯林文明的核心地。克里米亚半岛也开放了多处口岸便于意大利商人从南部进入钦察汗国。这样,亚洲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得到了保证。蒙古统治者通过给商人们提供切实有效的管理措施和保护措施,进一步彰显出其帝王气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和中东之后,贸易往来的道路安全、有序,跨地区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一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繁荣景象。在蒙古可汗的统治期,正是由于上述种种举措,马可·波罗、伊本·百图塔等中世纪旅行家才得以踏上这片土地,开启了各自的旅程。柏朗嘉宾(PlanoCarpini)、鲁布鲁克(Rubruck)等传教士们也从罗马来到远东。四面八方、千里之外的货物汇集到这片四通八达的土地,蒙古的统治再现了丝绸之路往日的辉煌。由此可见,一些观点认为蒙古远征完全是野蛮人掀起的祸乱,他们凭借数量庞大的军队到处扫荡,摧毁自己未能理解的文明,这些说法看起来并不正确。
在年至年近一个世纪的光景里,中亚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下达到了空前统一,中国和西欧之间的安全通行首次成为现实。该地区不仅向西方国家开放,同样与近东也有了更多接触,并通过海路已经与南亚有了更深接触。在这一时期的经济需求下,整个商业网络涵盖了陆路、海路和亚欧不同地区,把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发现的一个例证是商人们在不同的城镇里都红火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意。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库特·鲁米提到,当时的一位商人从事香料生意,在古杰拉特(Gujrat)、花剌子模和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Bulghar)都有仓库。
商队的“远征”
我们在《历史绪论》中发现了最早有关“商业”的定义。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把“商业”描述成一种通过买进商品再以高价卖出从而积累财富的“艺术”;也可以是囤积居奇,坐等高价售出;或者把商品运到售价更高的国家去销售。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商品需要被运送到不同地区。众所周知,长途旅行要冒巨大的风险,一个人或一小群人很难完成这样的任务。这些风险包括遭遇野兽的袭击、部落和强盗抢劫、沿途的风雪、沙漠和水资源短缺等。为了确保商人们生命和商品安全,最明智的做法是以商队的形式出行。
通常,商人们与朝圣者的队伍同行会更安全。不过,沿途中也有不少朝圣者会因炎热、饥渴、饮食不当和流行病而丧命,或遭遇当地牧民的袭击。年名叙利亚朝圣者在途中被冻死;年名埃及人死于途中的高温和饥渴。十九世纪,亚历山大·拜恩斯到布哈拉旅行时发现了中亚沙漠的危险。他在书中写到,“我们以前只是听说过阿姆河以南的沙漠,现在却是眼见为实。我们亲眼看到骆驼、马的骨骸在烈日的炙烤下已经褪色,它们都是被活活渴死的。沙漠里的大小道路很容易被覆盖,一旦走错了路,人和牲畜根本没法活命。在我们离开查尔周(Charjooee)时,几天前就发生过这样的惨剧,从斡儿衮杰汗(Orgunje)大营来的三个人的商队迷了路,带的水都喝完了,两匹马受不了极度的燥热和干渴倒下死了。没有办法,那三人切开活骆驼的静脉,靠喝驼血勉强坚持走到查尔周,最后骆驼也死掉了。这是沙漠里经常发生的事情。斡儿衮杰汗在最后一次穿越沙漠的途中失去了两千多只为人们驮运物资的骆驼”。
“商队”一词源于波斯语,意思是“一群商人、朝圣者或游客出于互相保护的目的而一起旅行”。由于骆驼不挑食,能负重且耐劳,成为商旅在亚洲和北非沙漠里穿行主要依靠的动物。在酷热的气候里长途旅行,骆驼一般可驮磅货物;而短途旅行或在寒冷的天气里,为了躲避税收,一只骆驼的负重可高达0磅。骆驼由商人或游客自行提供或从邻近的阿拉伯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等游牧民族那里租用。这些人善于调教驼队,熟悉路线,常常担任商队的向导,这样就可以免受其他游牧民族的威胁。领队通常是从成员中选出,多是游牧民族的首领,由他来决定商队的行进次序和停靠地。商队规模的大小取决于路程的远近和安全以及骆驼的数量。据记载,最庞大的商队通常会担当一些特殊的任务,如从开罗、大马士革到麦加的朝圣队伍由一万多头骆驼组成。驼队出发的时间取决于水源和牧草的供给,对朝圣驼队来说,他们必须在扎尔黑哲月的第八天到达麦加。冬雪融化后,奥伦堡的队伍便动身离开布哈拉。最后一场秋雨过后,巴士拉的商队从阿勒颇启程。出行的时间会根据贸易安排而调整。商队前进的速度会受到气温、货物量、队伍大小、水草供给等因素的影响。
伊本·朱巴伊尔和伊本·白图泰离开麦加前往麦地那后都为我们描述出如下景象。伊本·朱巴伊尔讲道:为了陪同前去朝圣的异密,来自伊拉克、呼罗珊和摩苏尔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辽阔的平原上挤满了人,平坦无垠的沙漠似乎都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你可以想象人潮涌动、大地试图保持平衡阻挡人流的景象。你在拥挤的人潮中仿佛看到海上波涛汹涌,海水就是海市蜃楼,船只就是骆驼,人们在高大的圆顶帐篷上航行。人们卷土前行,掀起阵阵尘暴。在广袤的平原上,你可以看到伤痕累累、满脸恐惧的一群人混乱地打成一团。没有亲眼见过伊朗商队的人就不算真正目睹过世界奇观,只能靠讲述大人物来吸引读者的故事根本不值得一听。
设想一下如果一位游客被安排到一个商队里,他想要离开却没有任何路标记录帮他原路返回。他会迷路,接下来就会死在沙漠里。偶尔,会有游客找到阿米尔的营地寻求帮助。营地会派专门传令的信使官找出这位游客和驼夫的名字、国名,然后信使官让游客和他一同骑在骆驼上绕着喧闹的人们走一圈。信使官大声向人们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大家走散游客的姓名和国别、驼夫的姓名,直到最终找到驼夫把游客接过去。如果一直找不到,那么游客与他的驼夫将不再有任何关系。
另一个让人震惊之处是虽然商队浩浩荡荡,人们卸下行李在营地里休息足以构成一个王国,但是阿米尔启程的令鼓一旦敲响,人们立刻给骆驼上货、备鞍、整装待发,时间不会超过说两次“不”的间隔。鼓声几乎从没有响过第三次驼队就上路了。这是商队安排严谨、措施得当的结果。商队晚上出行,夜色茫茫,伸手不见五指。人们举着火把徒步前行,火光宛如夜空中熠熠生辉的星星一般照亮漫漫前路,商队的光亮可与星光相媲美。
蒙古人的商队也是由骆驼组成,通常在夜间行走,一是为了避免白天太阳的炙烤,二是骆驼在黑暗中不吃饲料。所以霍渥斯说在蒙古人的领地上,一旦宣布有商队到来,蒙古人就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友善地欢迎他们,热情地询问他们来自何处、何时离开、带着何种商品、是否有货物要出售以及购买骆驼的地点和价格。当商队正式到达,尤其是卸掉货物、搭好帐篷后,陌生人就一拥而上。商队每到达一个新处所就会转成军队形式,避免受到骚扰或抢劫。伊本·白图泰讲过,商队在费得山口会遭到阿拉伯人抢劫。他在卡尔马什(Karmash)与阿富汗人交战过,还在加兹尼以东三十五英里的地方与大部队走散了。
商队浩浩荡荡在塔布克泉水附近扎营,解决用水的问题。在这里歇息了四天后,驼队整装继续出发,带足了饮用水,准备穿过塔布克与乌拉之间的荒野。按照惯例,在泉边接水是运水工的特权。他们用水牛皮制成水罐,水罐像个大蓄水池。从水罐里取水饮骆驼、装满大水袋和普通水囊。每个异密或同等级的人都有一个私用水罐给他们的水袋续水,也给他本人的骆驼和随行人员提供用水。其他人要想给骆驼饮水或者灌满自己的水袋,需要向运水工付费买水。
旅途中的歇脚之处
一支成功的贸易商队需要有定期的食物与饲料供给以及牲畜歇脚的地方,还需要绿洲、真诚友善的居民、防御抢劫的措施和安全通信的保障。商路上需要能够提供水和其他必备品的驿站、济贫院或收容馆等机构来满足商队的需要。显然,中世纪的统治者非常清楚这些问题,遂采用强有力的措施,通过国家、富商和一些苏非派信徒建起客栈或寄宿所来保障商队的内部秩序和出行安全。
商队“客店”(Khan)或“车马店”“客栈”(Caravanserai)是波斯语,意思是“在主要的交通道路上设立指定的中途停留站和住宿处”,后来发展成一些重要城市市中心的旅店。起初这些车马店是为组织有序的陆路贸易服务而设立的,后来在伊斯兰世界得到快速发展。客舍可以保证旅客的安全,使他们免于受到当地牧民和山匪的盗抢。由于一些地区缺乏固定的物资供给和临近的水源,车马店也就成为陆路和海上贸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岁月的推移,有些最初用来保护水井的围墙演变成一些建筑作品。车马店这类客栈通常建在城镇或村庄围墙外的周边。形状为四方形,外侧是一面挡墙,墙面上方有小窗,下方只有几个狭小的换气孔。客栈第一层是环形拱廊,四周围绕着一间间储藏室,另有一个稍高些的拱廊通往上面一层的各个小卧室。宽敞的石梯连接上下两层。客栈的中院以前是露天的,通常当中有一口水井,井边是喷泉池。唯一的入口由石头砌成,又宽又高,完全可以让载货的骆驼通过。入口安设坚固的大门和巨型铁链,夜间大门会关闭。入口地面上铺着石板,两边有石凳。院子也铺设整齐,可容纳三百至四百只卧下的骆驼或拴着的骡子。商人的货物则堆放在较低的拱廊下或者放在后面的储藏室里。楼上的房间供旅客休息,他们还可以在方院内的多个角落里做饭。如果客栈规模不大的话,只提供商人和货物落脚的地方,牲畜得牵到店外。许多客栈在建筑学上的学术价值很高,建造风格是大名鼎鼎的撒拉逊式。高墙由毛石搭建而成,比例协调,气势宏伟。大门上常用复杂的雕刻来做装饰,就连客栈里供人们祈祷的壁龛内侧也雕有同样的花纹。
《世界境域志》有大量关于车马店的描写。穆卡达西也提到当时各地的客栈和酒馆。伊斯毕迦是中亚发展最为迅速的重要城市之一,城里有供商人休息的住所和进行棉花交易的市场。当地政府为方便过往的商人,建起修道院和客栈。塞尔柱突厥酋长们在全国范围内兴建客栈,带头保护商人的利益。早在十一世纪下半叶,卡沃特(Qavurt)在打败俾路支(Baluchi)的土匪后在商队经沙漠到达锡斯坦(Siestan)的沿途上建起瞭望台、蓄水池和客栈。马利克·沙(MalikShah)把巴格达定为冬季的首都后,在年至年间修建了大清真寺、贸易市场和客栈。
据纳者儿·霍思鲁的《旅行记事》记载,当时伊斯法罕有五十家上好客栈,商人们可以在这里聚会,客人们都有住房。雅库特说他从未见过像花剌子模这么繁华的地方,其对撒马尔罕的客栈和清真寺也赞不绝口。拉施德丁·法兹鲁拉在大不里士(Tabriz)市郊有24所客栈、家商店、浴室、花园、磨坊、造纸厂和染坊。中世纪时波斯包括客栈在内的建筑非常引人注目。
突厥人不仅制定贸易协议,而且直接鼓励过往商人前来经商。他们重新规划土地,在乡镇里大兴土木。早在十三世纪初,科尼亚和锡瓦斯就已成为意大利和印度商人集会的场地,特拉比松的希腊人及叙利亚和埃及的穆斯林也会经常光顾这里。安那托利亚贸易线路上,沿途主要站点都有商队车马店和客栈。
波斯细密画
“客栈”通常也被称作“商馆”(funduqs),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有些客栈是给有特殊需求的马格里布人、波斯人和欧洲人建造的。十二世纪,一个专供叙利亚商人使用的客栈在储藏室上面建有间卧室,一次可接纳名客人。修建客栈的生意数年来一直不曾间断。年,来自亚兹德(Yazd)的富商伊斯兰教徒米尔扎·侯赛因自己出资建起一座大客栈,名叫“野驴客栈”。客栈由周边旧驿栈废墟上烧制的砖块精心搭建而成。到这些客栈参观的现代游客告诉我们,采用旧的砖块来建客栈是为了将来去世后得到救赎,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风俗。夜间,店主会锁上客栈大门来保证货物安全。
突厥帝国常常为外国商人修建客栈。布尔萨市有专供伊朗商队使用的客栈。商人们可以在客栈给丝绸包称重和上税。安那托利亚有七十五个客栈,租金成为该省税收的重要来源。小规模的游客、商人或个人可以到招待所、旅店、寄宿舍或由政府和个人共建修道院(Khanqah,意为“隐居者的住处”)住宿。修道院在中世纪的贸易和商业活动中作用很大。穆卡达西提到,在首都布哈拉有一类叫作“努姆卡斯”(Numujkath)的住房,在房间里可以透过窗子看到街景。他还讲到,纳西尔·本·艾哈迈德(NasirbinAhmad)建起一家招待所向徒步旅行的人们提供免费住宿。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我们发现大量关于到中国尤其是首都元大都住宿的详细介绍。游记里记载,都城有十二个入城口,入城口外是郊区。郊区的人口比城里要多,那里住着很多外国商人和游客。每个郊区在距城区一英里外的地方都开设了很多旅店,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提供住房。国别不同,客人们的房间也不同,如伦巴族人房间、德国人房间、法国人房间等。旅客若预订房间,只须在旅店登记姓名、到达与离开的时间即可。在去往伊拉克、波斯、河中和呼罗珊的路上,伊本·白图泰看到沿途每个城镇都有不少客栈和旅馆。旅馆整体规模不如客栈大,只能为旅客提供基本的住宿条件。据他记录,这些旅馆一般都是虔诚、热心的族长或苏菲信徒的私人财产。热情好客、为旅客提供服务的女店主也被记录在游记中。白图泰一行对许多旅馆特别是从花剌子模到德里沿途的店家所提供的设施和服务十分满意。
伊本·白图泰参观的第一个城市是花剌子模,当时是突厥地位最重要、规模最大、最漂亮的城市。花剌子模集市热闹,商品琳琅满目,街道宽阔,各式建筑林立。城外,在圣人纳吉姆丁·库巴拉的墓地上建起一家旅馆,向所有的旅客提供免费食物。旅馆主人是花剌子模的知名人士,他在赛福丁·伊本·阿萨巴大学任教。城里也有一家旅馆,旅馆主人是虔诚的信徒札兰丁·撒马尔罕第。他曾热情地款待了白图泰一行。伊本·白图泰提到一所由花剌子模城主夫人图拉巴克开办的旅店,城主夫人在旅店内设宴招待摩洛哥旅客和受邀的法学学者、社会名流等。他目睹了这里的旅客可以免费享用食物。
伊本·白图泰
热情的服务对于任何形式的商业发展都至关重要,生意若想做大,就必须提供优质的服务,中世纪的商人们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因此,亚洲国家的崛起为日渐兴隆的商业贸易如驿站和旅馆等产业的繁荣发展铺平了道路,也促进了城镇的兴盛,拓宽了贸易市场,创造了友好的商业环境,更多的中世纪商人们不再惧怕出门从事贸易活动。这也注定了丝绸之路能够再次蓬勃复兴,重现当初的繁盛景象。
来源:网络社科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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