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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西方旅行家笔下的杭州穆斯林状况辨析
杨晓春
提要：元代西方旅行家鄂多立克和伊本·拔图塔关于杭州穆斯林的记载，是难得的史料，总的来说和得到汉文文献等其他文献证实的元代杭州穆斯林的基本状况——如穆斯林人口较多、有聚居区、有清真寺——相吻合。但是也有着夸张乃至不实之处，特别突出的是其中关于穆斯林人口非常多的记载。因此，相关的记载并不能作为反映元代杭州穆斯林状况的完全可靠的史料来利用，而只能作为次一等的参考资料来对待。
关键词：鄂多立克（OdoricdaPordenone）伊本·拔图塔（IbnBa??tū?a）杭州穆斯林
元代中西交通大开，表现之一就是大量的西方人士——商人、传教士乃至单纯的旅行家，直接来到中国，游历中国各地，不少人还留下了文字记载。在他们的记载中，杭州是当之无愧的焦点，最为知名的几位东方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Polo）、鄂多立克（OdoricdaPordenone）、马黎诺里（GiovannideiMarignolli）、伊本·拔图塔（IbnBa??tū?a）的著作中都留下了杭州的身影。其中鄂多立克和伊本·拔图塔的行纪中还有关于杭州穆斯林的片断记载，这些记载也早就引起中国研究者的注意。
虽然这些记载相当的可贵，在向西方传播杭州穆斯林状况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记载的不少细节也是存在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的，并不能轻易作为说明元代杭州穆斯林状况的可靠史料。本文在介绍相关的记载的同时，着重展开其中一些细节之处的辨析。
一、元中期意大利修士鄂多立克关于杭州穆斯林的记载
鄂多立克（-年）出生于意大利东北部靠近波代诺内（Pordenone）的一个村庄，是一名方济各会（FranciscanOrder）修士。鄂多立克从海路到中国，大约-年间他在中国旅行，此后从陆路返回。鄂多立克回国后口述了他的旅程与见闻，由他人用拉丁文笔录成书。鄂多立克的行纪抄本众多，影响广泛，仅次于《马可·波罗行纪》。年，玉尔（HenryYule）在他的名著《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中根据一个重要的拉丁文本，将鄂多立克的行纪译为英文，并加有注释。玉尔书经过高第（HenriCordier）修订于年重版，增加了更多的更为详细的注释。何高济据玉尔英译本译为中文，但是没有说明根据的是原刊本还是修订本，并且把大部分的注释略去了。《西方人眼里的杭州》也有鄂多立克关于杭州部分的中文翻译。
鄂多立克称杭州（Cansay）为“天城（theCityofHeaven）”，并且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书中有关杭州穆斯林的情况，何高济先生的中文翻译如下：
我极力打听有关该城的情况，向基督徒、撒剌逊人、偶像教徒及别的所有人提出问题，他们一致同意说城的周围是一百英里。人们从他们的君主那里得到诏旨称：每火要每年向大汗交纳一巴里失（balis），即五张象丝绸一样的纸币的赋税，款项相当于一个半佛洛林（florin）。他们的管理方式如下：十家或十二家组成一火，以此仅交一火的税。现在据认为这些火计有八十五土绵（tumans），加上四火撒剌逊，共八十九土绵。一土绵相当于一万火。此外有基督徒、商人和其他仅从该地路过者。
其中“加上四火撒剌逊”所在的一句，原文作Nowofthesefirestherearereckonedeighty-fivetumans,andwithfourmoreofSaracens,makingeighty-ninetumans，那么应该译作“加上四土绵撒剌逊”。“火”对译“fire”，玉尔注释道：“鄂多立克使用的术语‘火’（ignes）在学术上是准确的，或者说基本是准确的。中国的官方人口统计中使用的词汇是烟户（Yen-hu），字面上的意思是火-门。称作保甲（Pao-kia）的人——意为十火之首——被任命来收这些人的税，鄂多立克可能因此而误解了。（参见ChineModerne，第页。）”因为鄂多立克称每十家或十二家组成一“火”，所以学者多认为鄂多立克行纪中的杭州穆斯林有四十万户。当然这个数据是十分巨大的了，无法令人相信。日本学者田坂兴道在关于元代杭州穆斯林的研究中，早就表示过怀疑。杨志玖先生《元代回族史稿》引作四万户，已经认为是“这个数目可能有些夸大。”杨先生根据的是高第修订本《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不知道是不是引用时有意识的调整。
《元史·地理志》记杭州路“户三十六万八百五十，口一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并注明是“至元二十七年抄籍数”。按杭州路领二司八县一州：左、右录事司、钱塘县、仁和县、余杭县、临安县、新城县、富阳县、於潜县、昌化县、海宁州（系元贞元年升州），以上的数据显然不是杭州城区的户口数。明成化《杭州府志》记元至元二十七年杭州户口数全同《元史·地理志》，同时记载元二十七年杭州路下辖海宁、富阳、於潜、昌化四县户口，海宁县，“户伍万捌千玖百壹拾柒、口叁拾叁万陆千贰百捌拾贰。”富阳县，“户贰万陆千伍百贰拾、口壹拾肆万壹千壹百贰拾壹。”於潜县，“户玖千陆百贰、口肆万贰千壹百叁拾叁。”昌化县，“户壹万贰千壹拾壹。”以上四县户数已达10万以上。可惜数据不全。此外，好在《元史·地理志》还记载了杭州路所属各县、州的等第：钱塘县（上）、仁和县（上）、余杭县（中）、临安县（中）、新城县（中）、富阳县（中）、於潜县（中）、昌化县（中）、海宁州（中）。《元史·百官志》载：“（至元）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万户之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之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之下者为下县。”於潜县在成化《杭州府志》中的数据与《元史·地理志》记载的等第相抵触，对此暂时忽略不计，如果按照《元史·地理志》记载的余杭、临安、新城三县为中县取其为2.5万户的中间值，则三县为7.5万户，钱塘、仁和二县为上县取其最低值3万户合计为6万户，加上前述四县10万户共23.5万户，则左、右录事司为12.5万户。如果考虑到西方人记载的杭州城市的范围还要包括属于钱塘、仁和二县靠近城垣的区域，可以在此数据之上略微增加（不过在估计钱塘、仁和二县时是以上县的最低值来计算的，实际上根据浙西各路附郭诸县的一般情况来考虑往往要超出不少，也便抵消了）。元初周密《癸辛杂识》中记：“余向在京幕，闻吏魁云：‘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这个数据也是可以用作元代杭州城区人口估计的参考的。
至于杭州回回人的户口数，历史记载更为缺乏。邻近杭州同属江浙行省的集庆路（南京）、镇江路（今镇江）二地的回回户口数，因为各自保存了元代的方志，而有可靠的数据。《至正金陵新志》记至元二十七年本路抄籍户口数，综合可得20多万户，其中录事司为1.8万多户，至于色目户，全路有户，录事司有户、口，不过色目户除了回回户还包括蒙古户等。《至顺镇江志》记大约至顺年间镇江有回回户59户、人、驱口人。虽然杭州是江浙行省的之所，但是集庆、镇江二地也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集庆路为管辖整个南方的监察机构南台的治所，镇江则位于运河、长江交汇处，地理位置突出，以此来看杭州的回回户口数，显然也不宜估计过高。
总之，鄂多立克有关杭州的人口数量包括穆斯林人口数量的记载，是颇为夸张的，并不可信。这可能是同时代西方旅行家的一般做法，马可·波罗有关杭州的人口数量的记载也同样夸张，称杭州有万户。鄂多立克的记载，可以用来说明杭州回回人具有一定的数量，给西方的旅行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则是杭州回回人也要交税，这和元朝的记载是一致的。
相比多数西方人对元代杭州穆斯林数量的夸张的记述，同时期伊朗人穆思脱非（Mustawfī）《内心之纯洁》中的记载却完全不同。此书详记世界地理状况，有关中国部分在第十二章，有关中国内地的段落分别以China(Chīn)、Cathay(Khitāy)、Māchīn标目，Māchīn指中国南方，其中记到Khansāy（行在）是其首府。原书有关杭州穆斯林的记载，根据英译本可汉译如下：
（行在）人口非常之多，乃至需要几千——也有人说是一万——巡夜者和卫兵来监管。大部分人不信教，而穆斯林尽管数量非常少却掌握权力。
穆思脱非所载杭州穆斯林人口少的情况，似乎更为符合历史的实际。
二、元末摩洛哥穆斯林伊本·拔图塔关于杭州穆斯林的记载
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IbnBa??tū?a，-年）是前近代世界三大旅行家之一，他的旅行记《伊本拔图塔游记》不啻于一部世界地理书。主要根据游记本身，年，拔图塔离开家乡往麦加朝圣，此后决意周游世界。年，由麦加出发，经过西亚、中亚多地，辗转到达印度，并在印度留居八年。年，元顺帝遣使至德里通好，德里算端命伊本·拔图塔率领使团随元朝使节回访中国。但是启航后不久使团遇风飘没。伊本·拔图塔因未登舟，得以幸免。但是也不敢回德里复命，辗转在南亚各地游历。后经东南亚来到中国，并于年回到印度，于年回到摩洛哥。年，奉摩洛哥国王之命，口述其旅行见闻，由国王的书记官用阿拉伯文笔录成书。
《伊本拔图塔游记》有关于元代杭州的详细记载，其中有关杭州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状况的记载尤为详实，占了较大的篇幅。伊本·拔图塔是穆斯林，他对杭州穆斯林的状况特别关心可以认为是符合他的宗教身份的。这处记载，不但是有关元代杭州，也是有关元代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内部状况的最为详实的记载，故而向来为治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学者所重视。不过，其中对于杭州城市的记载，却与通常我们根据大量的汉文文献所得的杭州的确切印象颇有歧异之处，以往学者在利用其中的伊斯兰教相关记载的时候，对此似乎考虑不多。
《伊本拔图塔游记》原书为阿拉伯文，早在、、和年，法文翻译四卷本出版。年，玉尔在《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中就将游记有关中国的部分根据法文译本转译成为英文。年，SamuelLee的英文译本出版。同年，吉卜（H.A.R.Gibb）关于亚洲和非洲的英文节译本出版。、、和年，吉卜的英译四卷本陆续出版，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在第四卷，此卷的出版已在吉卜死后，翻译和注释最后是由C.F.Beckingham完成的；年，中国学者马金鹏根据阿拉伯文直接翻译的汉文全译本出版。年，中国学者李光斌根据阿拉伯文直接翻译的另一汉文全译本出版。相比而言，吉卜的英译本学术性最强，注释的参考价值也最大。在此，我想利用吉卜和C.F.Beckingham的英文译本（下文称英文新译本），对于其中有关元代杭州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记载作出比较全面的分析，特别希望就记载的可信度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讨论。
《伊本拔图塔游记》关于元代后期的杭州一共有七段文字，主体部分是杭州六个城的描述。杭州全城有一道城墙，六个城又各有一道城墙。六个城各自居住着不同身份的人。拔图塔在杭州的游历，得到了地方长官的热情接待，游记对此着墨颇多。
叙述中提及拔图塔在杭州逗留了至少十五天，并且游历了所有的六座城。从叙述口吻看，所有的描述都出自拔图塔的见闻。按常理，拔图塔作为亲历元代杭州城的旅行家，对于杭州的基本城市状况的认知应该与实际状况基本吻合，然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首先，杭州历史上包括游记叙述的元代后期，从没有分为六个城并且均有城墙围住的情况。其次，杭州历史上也没有将不同职业、民族的人群完全区分开来居住的情况。再次，有一些细节也是不可信的，如提到住在城堡里，可是中国的城中并不设城堡。此外，游记渲染拔图塔得到地方高级官员的热情接待，我认为反而说明记载的不可信，拔图塔只是一个普通的旅行家而已。
游记中词汇的使用，显示出可能来源于波斯语世界的相关知识的痕迹。游记中记载到“生产的精美的物品中，有一种盘子称作dast”，英文新译本的注释中说到：“dast是波斯语，不是汉语，是常用词汇‘手’。”游记中记载到“次日我们通过一道城门进入了第六城，此门称作kashtīwānān，城中生活着水手、渔民、填船缝工人、称作dūdkārān的木匠、作为弓箭手的sipāhīs和作为步兵的piyāda”，英文新译本的注释中说到：“这些外来词汇不是汉语而是波斯语，可能是kashtībānān、dorūdgarān、sepāhīyān和peyādeh。除了sepāhī是士兵或者随从，而非弓箭手，翻译都是准确的。”叙述中出现的一首诗歌，也是波斯语的。也就是说，游记中有关中国的专门知识都是使用的波斯语的词汇。想比而言，我们却找几乎不到汉语的专门词汇。唯一的例外是杭州的名称“行在”一词的使用，这是蒙元时代西方世界熟知的杭州的名称，然而拔图塔却说“它的名字几乎就是女诗人Khansā的名字，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阿拉伯语，或者仅仅和阿拉伯语的读音相同”。这样的状况，显然也不能用拔图塔所接触的都是讲波斯语的人来解释，因为他直接把一些非汉语的名词也当作当地的词汇来看待了。也有一些来自另外语言的知识的痕迹，如游记中说“老人中有的被称为ata，意为父亲”，英文新译本的注释中谈到ata是突厥语。游记中也说过唱歌者用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演唱，魔法师用汉语和大王交谈，看来拔图塔是知道中国讲汉语的，因此只能认为拔图塔知道中国讲汉语却完全不知道汉语名词和波斯语名词的区别。
以上所述不正确的杭州城市知识和知识来自波斯语世界的痕迹，如果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便豁然开朗了。《伊本拔图塔游记》有关杭州的记述（还很可能包括其它有关中国的记述），并非是拔图塔见闻所及，而是将来源于波斯语世界的知识重新组织润色的结果。
这一点和《马可波罗游记》十分相仿，却是完全符合13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在西方传播的世界状况的。因为位于伊朗地区的蒙古汗国——伊利汗国与元朝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包括杭州在内的中国的知识势必大量为伊利汗国所知，以波斯文写作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也便成为再往西的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况且，波斯语在当时一直扮演着国际共通语言的角色。
当然，不能因为拔图塔没有亲历杭州就可以径直认为其中的记载都是不可信的。但是这至少提示我们要找到《伊本拔图塔游记》与其他文献可以参证之处，才可以拿其中的记载作为历史资料来利用。
下面，我们可以来完整地观察一下游记关于杭州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具体描述。以下是英文新译本相关部分的汉译：
第三天我们进入了第三城，城中居住着穆斯林。这是一座漂亮的城，市集就像穆斯林国家那样分布。城里有清真寺和传拜人（muezzins），当我们进入时我们听到他呼喊人们来进行中午礼拜。我们住到埃及人奥斯曼·本·阿凡（‘Othmānb.‘Affān）的继承人的家里。奥斯曼是重要的商人之一，他喜欢此城并在此定居。此城是由他命名的。他的后代继承了他所拥有的尊严和体面，同时也具有祖先对修行者的偏爱和对贫困者的善行。他们拥有一处称作奥斯曼尼亚（‘Othmānīya）的道堂（hospice），建设精美并得到良好的捐助。那里住着一群苏菲（Sufis）。他们说奥斯曼建造了城中的主清真寺（thecongregationalmosque），并为清真寺和道堂捐助颇多。这里的穆斯林人口非常多。我和他们相处了十五天，每个白天和夜晚我们都参加一场新的宴会。他们对于提供给我们的食品十分重视。每天他们和我们一道骑马美美地远足，到行在城中的不同地方。
游记记到杭州穆斯林人口很多，杭州六城之中专门有一座城是穆斯林的聚居区，但是没有说到具体的户口数。杭州穆斯林人口多，大致可以和我们对于元代杭州回回人的一般认识相对应。记载的杭州穆斯林的具体人物，则是伊斯兰法官（qā?ī）兼筛海（Shaikhal-Islām）阿甫哈丁（Afkharal-Dīn），他是埃及人奥斯曼·本·阿凡（‘Othmānb.‘Affān）的继承人，奥斯曼是富商，也是此地穆斯林中最为显赫者。杭州回回人已知有来自中亚、西亚各地的，但是尚不知是否有来自埃及的。不过，历史文献记载中元代杭州的回回富商倒是不少的，如《南村辍耕录》记：“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
有关杭州伊斯兰教的记载非常重要，涉及一座主清真寺和一座道堂，都是奥斯曼出资建造的。道堂里还住着一群苏菲。元代杭州确实存在着清真寺，并且在伊本·拔图塔的时代还不止一座，其中最为知名的则是一直保存到今天的知名古寺凤凰寺。不过多数文献记载此寺系元至元或延祐年间回回阿老丁所建，并非奥斯曼。至于元代杭州存在苏菲道堂的记载，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是重要的信息，但是也没有其它文献可以证实。
总之，《伊本拔图塔游记》关于杭州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描述总的来说是与其它历史文献所得的印象相吻合的。其中具体细节的记载相当重要，不过却不能得到其它历史文献的印证。当然，也没有其它历史文献可以完全否定这些记载。（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四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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