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治白癜风最好医院 http://pf.39.net/bdfyy/bjzkbdfyy/160318/4792767.html“妈妈，爸爸是什么样子的？”我看不到这条路的终点，苦难似乎永无尽头。我已经不能仅仅把它作为历史来看待。又有谁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到底是在与谁纠结？是与时间还是与人？时间在变化中，而人呢？莫非我所思考的，只不过是生命过程的呆板重复？而她们，既是作为士兵在讲述，又是作为女人在倾诉。她们中的许多人，自己本身就是母亲……洗澡的宝宝和像爸爸一样的妈妈我在逃跑……我们几个人在一起逃跑。敌人一边对我们紧追，一边朝我们开枪。我妈妈也在跟着跑，当她看到我们跑掉了，就停了下来，她是在德寇冲锋枪手的看押之下。我隐约听见了她的声音，她是在喊叫什么。后来别人告诉我，她喊的是：“好啊，我的好女儿……你穿上了白裙子……往后再不会有人替你换衣服了……”妈妈以为我肯定会被敌人打死，但她高兴的是，我将穿着一身白衣服倒下。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们正准备去邻村做客。那天是复活节，我们要去走亲戚……周围十分寂静，敌人停止了朝我们开枪。只有我妈妈还在叫喊……也许敌人后来开枪杀死了她？我没听见……在整场战争中，我全家人都死了。战争结束后我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等待……——柳鲍荚·伊戈列夫娜·鲁德柯夫斯卡雅（游击队员）敌人开始轰炸明斯克……我赶紧跑到幼儿园去接儿子。我的小女儿已经在城郊，她刚满两岁，在托儿所里，托儿所那时已经迁去了城郊。我决定先把儿子接出来领回家，然后再跑去接女儿。我想尽快把两个孩子都接到我身边。我跑到幼儿园，敌机已飞到城市上空在扔炸弹了。我还在幼儿园墙外，就听见我那不满四岁的小儿子的说话声：“你们都不要害怕，我妈妈说了，敌人会被打垮的……”我从栅栏门看进去，院内有好几个孩子，我儿子正在安慰别的孩子。可是他一看到我，便哆嗦起来，大声哭了。原来他自己也害怕极了。我把儿子接回家，请婆婆帮助照看一下，又跑出城去接女儿。我一路紧跑赶到郊外的托儿所，可是那儿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几位乡下女人示意我，孩子们都给带走了。我问：到哪儿去了？谁带走的？她们说也许是进城了。原来，托儿所里只有两位保育员，她们不等到汽车来，就带着孩子们步行离开了。从这儿到市区有十来公里，可那都是小娃娃啊，有的才一两岁。我亲爱的，为了找他们，我到处转了两个星期，走遍了所有村落……终于有一天，当我走进一幢房子时，别人告诉我这就是托儿所，孩子们就在这里，我都不敢相信了。上帝啊，孩子们全都躺在地上，真要命，满身的屎尿，有的还发着高烧，像死了一样。托儿所所长是个少妇，都已经急出了白头发。原来，他们从头至尾全是走路到市里来的，还迷了路，几个孩子都奄奄一息了……我在孩子中间跨着走着，就是没找见自己的女儿。所长安慰我说：“不要绝望，再找找看。她应该在这儿的，我记得她……”我终于凭着一只小皮鞋认出了我的艾洛契卡，否则我根本就认不出是她……后来，我们的房屋都被烧毁了，我们只身逃出，流落街头。这时德国军队已经进城，我们连藏身之地都没有。我一连几天带着孩子们在大马路上到处流浪。在街上，我遇到了塔玛拉·谢尔盖耶夫娜·西妮查，战前我和她并不太熟悉。她听说了我的情况后，就对我说：“你们到我家来吧。”“我的孩子们正患百日咳，怎么能去您家呢？”我说。她也有两个小娃娃，弄不好会被传染的。那个时候真没法子，没有药，医院早已经关门了。但是她坚持道：“别说了，快走吧。”我亲爱的，这样的事情难道我能忘记吗？塔玛拉和她的孩子与我们一起分吃土豆皮。为了给儿子送点生日礼物，我只好用自己的旧裙子缝制了一条小裤子……但是我们仍然渴望去参加斗争。碌碌无为是苦恼的，只要有机会参加地下工作，我就感到痛快，不能两手空空地坐在家里等待。儿子毕竟大了一点，我就常常把他送到婆婆家。而婆婆提出的条件是：“我可以照顾孙子，但你再也不许到家里来。我们会因为你而全都被杀死的……”结果，我在三年中都不能去看自己的儿子，甚至不敢走近那座房子。而女儿呢，当盖世太保盯上我时，我就带着她逃到了游击队。我抱着她走了五十公里。这五十公里路，我们走了两个多星期……她跟我在游击队待了一年多……今天我还时常在思考：当时我是怎么带着她活下来的？您要是问我，我也答不上来。我亲爱的，那简直是不可能挺下来的！如今要有谁提到“围困游击队”这句话，我的牙齿还会打战。那是年5月的一天，上级派我把一部打字机送到另一个游击区去，在鲍里索夫地区。他们那儿有一部俄文打字机，配有俄文铅字，可是他们需要德文字型，而这种打字机只有我们支队才有。这部德文打字机还是我受地下委员会的派遣从沦陷区明斯克带来的呢。可是当我沿途经过帕利克湖地区时，没过几天围困就开始，于是我就耽搁在那儿了……我不是只身一人来到这儿的，还带着我的女儿。过去我每次外出执行一两天的任务时，都会把女儿托付给别的同志，可是长时间执行任务就没人可托付，只好把孩子带上。这一回，连女儿也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德寇把这个游击区团团围住了。如果说男人们行军只带一支步枪就行，我却不仅背着步枪，而且带着一部打字机，还有艾洛契卡。我抱着女儿走路时，常常会突然绊一跤，女儿便越过我的肩膀，跌进沼泽地。我们爬起来继续赶路，走不了几步就会再摔一次……就这样走了两个月！我那时暗暗发誓，要是我能活下来，一定要远离沼泽地，永远也不想再看到它。“我知道敌人开枪时你干吗不卧倒，你就是想让子弹把我们俩一起打死。”这就是我女儿，一个只有四岁的孩子对我说的话。其实我是没有力气卧倒了：如果我趴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游击队员们有一次也同情地说：“你够受的了，还是把小女儿交给我们来领吧……”可我谁也信不过。要是突然遇到敌机扫射，要是她被击中，我不在身边可怎么办？要是小女儿丢了怎么办？游击队政委洛帕京接见了我。“真是个好女人！”他很感动地说，“在这种情况下还带着孩子，打字机也不丢掉。这种事连男人也不是个个都能做到的。”他把艾洛契卡抱在手臂上，抱着她、吻着她，翻遍了他自己所有的衣袋，把零星食物都搜出来给她，那正是有一次她差点被沼泽地的脏水淹死之后。别的游击队员也都学政委的样子，把衣袋都翻开，倒尽里面的东西给她。等游击队突围之后，我彻底病倒了。全身生了疖子，皮都蜕了下来。而我怀里还抱着孩子。我们等待从大后方派来的飞机。据说如果飞机能飞来，就要把伤势最重的伤员运走，还可以把我的艾洛契卡带走。我清楚地记得，把女儿送走的那一时刻，那些伤员们都向艾洛契卡伸出手招呼：“艾洛契卡，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我这儿有地方……”他们全都认识艾洛契卡，医院里给他们唱歌：“哎——真是想啊，真想活到结婚那一天……”一个飞行员问她：“在这儿你是跟谁过啊，小姑娘？”“跟我妈妈，她在机舱外边站着呢。”“叫上你妈妈，让她和你一起飞吧。”“不行，妈妈不能飞走，她还要打法西斯呢。”这就是他们，我们的孩子们。我望着她的小脸，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往后我还能见到她吗？……我再给您讲讲我跟儿子是怎样见面的吧……那是在家乡解放之后，我朝婆婆的房子走去，两条腿软绵绵的。游击队里年纪大一些的妇女事先教我说：“你要是看见他，决不要马上承认你是他妈妈。你知道没有你的时候他是怎样熬过来的吗？”邻家的小姑娘跑来告诉我：“喂！廖尼亚妈妈，廖尼亚还活着……”听到这话，我的两条腿再也迈不动了：儿子还活着！小姑娘又告诉我，我婆婆已经死于伤寒，是女邻居收留了廖尼亚。我走进他们的院子。您知道我当时穿的是什么？一件德国军便服、一条补丁撂补丁的黑裙子、一双破旧的高筒皮靴。女邻居马上认出了我，但她没吭声。儿子坐在那儿，光着小脚丫，破衣烂衫。“你叫什么名字，孩子？”我问他。“廖尼亚……”“你和谁住在一起？”“我早先和奶奶住在一起。后来她死了，我把她埋了。我每天都去看她，求她把我也带到坟里去。我一个人睡觉害怕……”“你爸爸和妈妈呢？”“爸爸活着，他在前线。妈妈被法西斯打死了，是奶奶告诉我的……”和我一起回来的，还有两个游击队员。他们是来安葬牺牲的同志的。听到儿子这么回答，他们都流下了眼泪。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你怎么连妈妈都不认识了？”他一下子跳起来，大叫了一声扑向我：“爸爸——！”因为我穿的是男人服装，戴着男人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又抱着我大喊了一声：“妈妈！”这是怎样的一声喊叫啊，歇斯底里般的喊叫……整整一个月，儿子哪儿也不让我去，连上班也不放我走。我到哪儿都带着他，因为他过去很少看到我在他身边，所以理所当然地缠着我。就连和我一起坐着吃饭，他也用一只手抓牢我，用另一只手吃饭。嘴里一个劲儿地重复着“妈咪”。一直到现在他还这样叫我：妈咪，我的妈咪……在我和丈夫重逢时，一连几个星期都是说啊说啊，没个够。我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对他讲……——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霍谢涅维契（游击队员）战争，就是每时每刻地埋葬死人……那时我们常常要埋葬游击队员，有时整个小分队遭到伏击，有时所有人都战死。我要给您讲一个关于葬礼的故事……那一次，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战斗中我们损失了很多人，我也负了伤。每次战斗之后都要举行死者安葬仪式，人们通常要在坟墓前简短地致辞。首先是指挥员讲话，然后是战友讲话。这次，牺牲者中间有一位本地小伙子，他的母亲来参加了葬礼。这位母亲号啕大哭：“我的儿啊！我们已经为你准备了新房啊！你还保证说要把你年轻的未婚妻带来给我们看啊！你这是要到地下去娶亲了啊……”队伍肃立，没人说话，也没有人去打扰她。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发现牺牲的不只是她儿子一个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躺在地上。于是，她又为别人家的儿子放声痛哭起来：“你们这些孩子，我的亲儿子们啊！亲人啊！你们的亲娘都不能来看望你们，她们都不知道你们要入土了！这土地这么冰冷，真是太冷了啊。只好由我来代替她们来哭了，我心疼你们所有人啊。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啊，我亲爱的孩子们……”当她说到“我心疼你们所有人”和“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时，在场的男人们也都开始哭出声来。谁都忍不住泪水，控制不住自己了。整个队伍一片哭声。这时指挥员大声发令：“鸣枪致意！”哭声这才被枪声压倒。这件事深深打动了我，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想起来，慈母心真是伟大：在安葬自己儿子、痛不欲生的时候，她那颗心同时也在为其他母亲的儿子恸哭，就像为自己的亲人那样恸哭……——拉丽莎·列昂季耶夫娜·柯罗卡雅（游击队员）我回到老家的村里……在我家房子旁边，有一群孩子在玩耍。我一边看一边就想：“哪一个是我的孩子呢？”他们全都一个样，头发剪得短短的，就像以前我们给绵羊剪毛那样，齐刷刷的。我认不出哪个是我女儿，就问他们中间谁叫柳霞。只见一个穿长褂子的小孩应了一声，转身就朝屋里跑去。当时我很难分清谁是女孩，谁是男孩，因为他们全都穿得一模一样。我又问：“你们当中到底谁叫柳霞啊？”孩子们用手指了指，说跑掉的那个就是。我这才明白，那就是我的女儿。过了一会儿，一位老太太牵着她的手出来了。这老太太就是我的外祖母。她领着柳霞朝我走来：“我们去，我们去……我们这就去问问这位妈妈，她为什么把我们丢下不管了……”我当时穿着男式军服，戴着船形帽，骑着马。我女儿一定是把她的妈妈想象得跟太外婆和别的女人一样，而今天站在她眼前的却是一个大兵。女儿害怕，好长时间不敢走到我怀里来。我再委屈也是白搭，因为我毕竟没有抚养她，她是跟着老奶奶们长大的。我带回一块肥皂送给孩子做礼物，这在那时候可是相当讲究的礼物了。可是在给女儿洗澡时，她竟用牙齿啃起肥皂来，想尝一尝肥皂的味道，以为是一种可以吃的东西。她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个年轻妇女，但她来接我时，已经是个老太婆了。有人说她女儿回来了，她从菜园子里一蹦就跳到大街上来，看到我，张开双臂就跑过来。我也认出了她，朝她跑去。她还差几步才跑到我身边时，突然虚弱地瘫倒在地上，我也瘫倒在她旁边。我又亲吻妈妈，又亲吻土地，心中充满了爱和恨。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德国伤兵趴在地上，他很疼，两只手死命地抠着土地。这时我们的一个战士走到他跟前说：“别动，这是我的土地！你的土地在那边，你是打那边来的……”——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帕甫洛维茨（游击队医生）我是追随丈夫上战场的……我把女儿留给了婆婆，可婆婆不久就去世了。我丈夫有个姐姐，是她收养了我女儿。但战后我复员回家时，她说什么也不肯把女儿还给我，还数落了我一番，说是“既然你能抛弃这么小的女儿去打仗，那就不应该有女儿”。母亲怎么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呢，况且又是这么小的、无依无靠的孩子？我从战场上回来时，女儿已经七岁了，我离开时她才三岁。我见到的是一个看上去像个小大人似的女孩。不过她长得很瘦小，因为常年吃不饱、睡不好。医院，医院去，为伤员表演节目，唱歌跳舞，医院的人就给她点面包吃，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起初她是等待爸爸和妈妈，后来她就只等妈妈一个了。因为爸爸牺牲了，她都知道，她心里都明白……我在前线常常想念女儿，一刻都忘不掉她，做梦都会看到她，想她想得好苦啊。一想到不是我在夜里给她读童话故事，一想到她睡觉和醒来时身边没有我，就不由得哭起来。也不知道是谁在给她编辫子……但我并不埋怨孩子她姑姑，我理解她，她很爱自己的弟弟。我丈夫是个强壮、英俊的男人，真不相信他这样的人会被打死。他是当场就牺牲的，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敌人飞机一大清早突然轰炸地面。在战争刚爆发的那几个月，甚至大概是战争爆发后整整一年里，空中优势完全是被德国飞行员所掌控，他就是这样被炸死的……他的姐姐不愿意把弟弟留下的骨肉交出来，这是他唯一的骨肉。她是那样一种女人，在她心目中，家庭和孩子，这些都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不论是遇到轰炸还是扫射，她只有一个念头：今天怎么没给孩子洗澡呢？我不能责备她……她说我是个狠心的女人，没有女人的良心。可是要知道，在战争中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头，失去家庭、房屋和自己的孩子。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了家里，又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做。我们背着降落伞，坐着等待上级随时下达任务。男人在抽烟、在玩牌，可我们呢，在起飞信号弹升起前，还在坐着缝头巾。我们终究还是女人啊。您瞧这张相片，这是我们的领航员。她想寄照片回家，于是我们有人找出一块头巾替她扎上，为的是不让肩章露出来，我们还用被单遮住她的军上装，好像她穿的是连衣裙……就这样拍出的照片。这是她最珍爱的照片……当然，后来我和女儿相处得非常好，一辈子都非常好……——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小红帽和在战场上看到一只小猫的高兴劲儿我是过了好久才习惯战争状态的……有一次，我们向敌人发起进攻，有个伤员动脉出血不止，我以前哪里见过这般情景啊：血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来！我正要跑去喊医生，可是那伤员却对我大喝了一声：“你要到哪儿去？哪儿去啊？还不快帮我用皮带扎上！”这时我才回过神来……还有一件让我想起来就心疼的事情。有一个男孩，一个七岁的男孩，没有了妈妈，他妈妈被打死了。这孩子就坐在大路边上，守在死去的妈妈身边。他还不知道妈妈已经没有了，他还在等妈妈醒过来，他想跟妈妈要吃的……我们的团长没有丢下这个孩子。他把男孩拉到自己身边说：“好儿子，你的妈妈没有了，但你会有很多爸爸的。”从此这个男孩就和我们在一起，在军队里长大，就像是全团战友的儿子。他当时七岁，负责给我们的转盘自动枪装填子弹。等您离开我家之后，我丈夫一定会骂我一通。他不喜欢我谈论这些，不喜欢我谈论战争。他没上过战场，是个年轻人，年龄比我小，我们俩没有孩子。我心里一直记着那个男孩，他本来可以做我的儿子……战争过去之后呀，我瞧着什么都觉得怜悯……不但怜悯人，还怜悯公鸡，怜悯狗狗，现在我完全受不了看到别人吃苦。医院工作时，病人们都很喜欢我，说我心肠好。我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从来连一个苹果都不会卖，连一个野果都不会卖，我把它们全都分掉了，分给别人，从战争到今天，我只剩下了这个，就是一颗怜悯的心……——柳鲍芙·扎哈洛夫娜·诺维克（战地护士）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同志被捕。一连几天我们都会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们能不能忍受住严刑拷打？如果他们受不住酷刑，那么新的一批逮捕就会开始。过了一段时间后，听说敌人要处死他们。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到现场去，看看今天敌人要绞死哪些同志。我在大街上走着，看着敌人在准备绞索。我们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钟的迟疑，因为到处都是密探。有好多词能够表达当时的心情，只有一个词是不恰当的，就是勇敢。需要有多强大的心灵力量，才能够保持住沉默，不流泪水地从旁边经过啊。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当盖世太保把我抓走时，我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我早已明白和预感到了一切。敌人把我投入监牢，用皮靴、鞭子拷打我。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法西斯的“修指甲术”。他们把我的两只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种刑具把针插进我的指甲里，同时把所有指甲都插进钢针……这简直比下地狱还痛苦！我立刻昏了过去。我甚至都记不住当时的情景，只知道那痛苦实在太可怕，后来我怎么也无法回想起来。他们还用圆木来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记得不确切，说得不对茬口了。我只记得一点：这边和那边各摆一根圆木，把我放在中间……这是个什么刑具呀，我都能听到自己骨头断裂的嘎嘎声……这样折磨了我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得了。他们还把我放在电椅上拷问，这是在我吐口水到一个刽子手脸上的时候，那个坏蛋是年轻还是年老我不记得了。他们把我全身剥得一丝不挂，这家伙还上前来抓住我的乳房，我只能往他脸上吐口水，没有别的能力了。我吐在他的脸上，他们就把我按在电椅上……从那时起我就一点都碰不得电器。我一直记得他们是怎样把我按到电椅上去的……我现在连电熨斗都不敢用，一辈子都落下了这块病。要是熨衣服，我就觉得全身都仿佛通了电。凡是与电有关的事，我一件也干不得。也许战后应该建立一种心理治疗科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不知道我今天怎么会这样大哭。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最后，敌人判处我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里，里面还关着另外两名妇女。知道吗？我们一滴眼泪都没有流，毫不慌张，因为我们早就知道，既然干地下工作，必然会有这样的命运在等待我们，所以我们十分镇定从容。我们在一块儿谈论诗歌，回忆自己喜爱的歌剧。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们谈论爱情，故意不去想我们的孩子，那是不敢想。我们微笑着，互相鼓励，就这样过了两天半……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我们互相道别、亲吻，但没流眼泪，也不觉得恐惧。显然，我多少已经习惯了死的念头，连恐惧感都没有了，也没有眼泪。只不过还有些空虚感，已经什么人都不去想了……我们被关在囚车里走了很久，也记不清车走了几个小时，反正我是与人生永别了……汽车停下来，我们一共是二十个人，因为被折磨得太厉害，连下车的气力都没有了。敌人把我们扔下车，就像扔口袋一样。德军指挥官命令我们爬到板棚去，他还用皮鞭抽打我们……在一个板棚跟前，站着一个女人，她还在抱着孩子喂奶。唉，您是知道的，旁边就是军犬和警备队，他们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柱子似的。但那个德国军官看到这个情景，就跳了过去，一把从母亲手中抢走了孩子……您知道，当时人们正在排队打水，他就把孩子摔在铁制的水龙头上。孩子的脑浆当场就流了出来，是像牛奶一样的颜色……我看到那位妈妈顿时昏倒了，我是医生，我明白，她的心碎了……我们每天被押着去干活，都要在城里走过，穿过熟悉的街道。有一次下囚车，正好是在一个聚集了很多人的地方，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叫：“妈妈，妈咪！”我抬起头：只见达莎大婶站在那边，我的小女儿从人行道上跑了过来。她们是偶然到马路上来看见我的。女儿飞快地跑着，一下子扑到我怀里来。您想想，边上就是狼狗，它们是受过专门训练、专往人身上扑的。可是这回，连一条狼狗都没有动。平时要是有谁过来，它们早就扑上来撕你的衣服了，它们就是为此而受训的。可是这回，它们全都一动不动。女儿扑到我身上来，我没有哭，只是说：“好女儿，娜塔申卡，我很快就会回家的，别哭。我明天就回家。”警备队和狼狗都站在旁边，可是谁也没碰她一下……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我女儿五岁就开始读祈祷文，而不是读诗歌。达莎阿姨教她必须祈祷，她就成天为爸爸妈妈祷告，保佑我们活下来。年2月13日，我被送去服法西斯的苦役，被投入英吉利海峡边上的克罗泽集中营。那年春天，正好是巴黎公社纪念日那天，法国人组织了越狱。我也逃了出去，参加了马基17。我还获得过一枚法国“战斗十字勋章”……战后我返回了家乡。我还记得踏上祖国土地第一站的情景……我们当时全都跳出了车厢，亲吻土地，把泥土捧在怀里。我记得我当时穿着一件白色长衫，我趴倒在地上亲吻着，捧起一把土贴在胸前……我当时想的是，我怎么还能和祖国分开呢？怎么还能和亲爱的土地分开呢？……回到了明斯克，丈夫不在家里，女儿在达莎大婶家。得知丈夫被内务部逮捕了，关在监狱里，我马上就赶过去，到了那儿才听说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说：“你丈夫是个叛徒。”实际上我是和丈夫一起做地下工作的，一直是两人相伴，他是个勇敢而诚实的人。我知道一定有人诬告他、诽谤他、中伤他。我回答说：“不，我丈夫不可能叛变。我相信他，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调查人员就像神经错乱似的对我说：“闭嘴，你这个法国妓女！给我闭嘴！”那时候对所有人都会产生怀疑：只要你在占领区生活过、被俘过，或者曾经被送往德国，被关过法西斯集中营。他们就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活了下来？为什么没有死？甚至连死者也会被怀疑，连牺牲者都会被怀疑。他们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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