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毛里塔尼亚 > 人口民族 > 王洪文是如何后来居上，一跃成为国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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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野心家张春桥前面的两个名字勾销了，张春桥成了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的第五号人物。但是为何王洪文却后来居上，一跃成为国家副主席?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惟一副主席。他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副主席空缺了。张春桥的眼睛紧盯着那个空了的位置。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后，毛泽东忽然问张春桥:“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琢磨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起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他当然无法启齿问毛泽东，于是求助于江青。
江青与张春桥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一个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席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留心‘文革’中涌出的各地‘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
张春桥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不久，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调入北京
年9月7日，王洪文来到了北京。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在书房里，79岁的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37岁年轻人的手。
毛泽东问王洪文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了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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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闷得发慌。
寂寞的北京生活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感到索然无味。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于是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的“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3时出去，夜里3时回来。我看不进书。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了，“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嘴里得知了调王洪文来北京的意图。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席，成了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下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原注定属于他的副主席的位子，这使他大为不快。
当然，也有使他宽慰的，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王洪文来到中央，增强了他的势力。王洪文无论怎样翻跟头，也翻不出他的手……
进入中南海
经过一段“见习”，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3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另外，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
年8月20日，中共“十大”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王洪文显赫地出任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这个名单，是毛泽东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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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做政治报告的是周恩来，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当梳着小分头的王洪文走上主席台，做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国内外为之震惊了。外国记者发表评论:“毛泽东选定了年轻的上海工人首领王洪文作为接班人。”
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了选举结果: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就这样，一个工厂的保卫科长，乘着荒唐岁月的火箭，一下子窜到了党的最高领导层。XLW
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因病逝世。之后，中国政坛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
在这个敏感时期，一方面是“四人帮”大权在握，趾高气扬，并且积极活动，想要篡夺更高的权力。不过，他们倒行逆施，如过街老鼠，不得人心;
另一方面，则是开国将帅们忧心忡忡，担忧着中国的未来。他们虽然大多受到“四人帮”迫害，离开了工作岗位，或者被边缘化，但毕竟是久经风雨的开国功臣，在军队中很有号召力。
“四人帮”在积极活动，有些手握兵权的将军们则对他们冷眼旁观，比如，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上将就是如此。
当时，许世友的儿子写给北京朋友的一封信，让王洪文秘密截获了。打开信一看，王洪文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找自己的同党们商量对策。
信中写的是什么呢?大意是:那几个人，仗着毛主席撑腰，做尽了坏事。许世友预测，毛主席去世后，那几个人可能要闹事，趁机夺取最高权力，如果发生这种乱子，他就带兵占领北京，把那几个全抓起来。
许世友所说的“那几个人”，王洪文当然心知肚明，所以，他才恐惧不已。
王洪文与同党们一番商议，发现，尽管王洪文时任军委副主席，可是他威望太低，根本没人听他的，更别提调动部队了。他们预测，真要发生紧急事件，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的部队都不会站到他们一边。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那些“造反派”出身的民兵了，再加上一部分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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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些力量，如果面对真正的军队，真刀真枪的干起来，肯定是不堪一击的。
正因为如此，“四人帮”一面加快筹划，一面积极拉拢握有兵权的将领。可惜，很少有将领愿意跟他们扯在一起，只有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孙玉国跟他们搞在了一起。
不过，苍天有眼，正当“四人帮”蠢蠢欲动时，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的谋划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四人抓获，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从此，拨云见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继会见丹麦首相之后，那五次会见，也始终没有王洪文的份。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王洪文从年8月中共十大成为“第三号人物”，到年7月17日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连一年都不到!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9月12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年9月12日讯
毛泽东主席9月12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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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年在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
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
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Wang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
年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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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五天之后——年11月7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年12月9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像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在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
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
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
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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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2月22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
2月25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
3月25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
4月2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5月7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
5月11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
5月18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5月25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
5月29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年6月1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医院。他在5月19日、23日、25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医院会见外宾。
年7月5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年9月4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
9月10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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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10月5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10月20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毛泽东从年10月13日凌晨，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达长沙，在那里竟住了一百一十四天，直至年2月3日才返回北京。
11月6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邓小平陪同。
12月17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由邓小平陪同。
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耳他和联邦德国贵宾，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作为“接班人”，王洪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从年4月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到年8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着“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泽东发觉王洪文不适宜于作为接班人，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
王洪文原来是一个普通工人，那么他是如何成了一名国家干部，并一度成为毛主席接班人的呢?这还要从他的朝鲜经历讲起。
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很快在全国各地传开了。
中央军委除了调集一些兵力陆续入朝外，还决定在东北就地征兵，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后，作为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入朝作战。年年初，东北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征兵宣传工作，大家都抢着当兵。王洪文听说不远的长春市正在征兵，他在没有和父母商量的情况下，就坐着马车，跑去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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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个苦孩子
王洪文家里世代务农，贫农成分，加上他当过兵的经历，无疑是他能够得到组织重用的先决条件。毛泽东曾对张春桥说过:“王洪文当过农民，打过仗，还当过工人，他的经历比你我都强。”于是有着“工、农、兵”经历的王洪文，逐步闯入了人们的视野。
年12月，王洪文出生在长春市郊区的开源屯。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东北人中，十个有九个祖籍都是山东，王洪文的祖上也是“闯关东”来到关外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到了王洪文他爹那辈，自己都说不清楚祖上是从哪里“闯”过来的了。
开源屯这个地方离当时吉林省省会长春很近。东北到处都是黑土地，肥沃富饶，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伪满时期，日本人在这里建造了很多大型工厂，所以，东北的工业基础也相当好。但是在当时，开源屯的人还是非常穷，这主要是伪满时期的高压统治造成的。
王洪文家里世代务农，一直都是贫农，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一年种下的粮食也足够家人填饱肚子了。
王洪文的父亲叫王国胜，娶妻杨氏。王杨氏嫁到王家后，先后生了五个孩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这让家里充满了希望!
王国胜天性开朗、乐观，这和他喜欢看“二人转”有关。那时，东北的“二人转”经常演一些以古代历史故事为背景的戏，其中三国的戏比较多，有演赵云的，也有演关二爷的，反正无一例外，都是夸他们忠肝义胆、文武双全的。
王国胜对这两个人特别崇拜，他自己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一辈子只能靠种地为生了，就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希望他们将来能像关二爷那样出人头地。因此，他给四个儿子的名字中分别带了一个“洪”字-大儿子叫王洪文，二儿子叫王洪武，三儿子叫王洪双，四儿子叫王洪全，听上去还挺讲究的。
王洪文出生时，伪满洲国已经建立三年多了。日本人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剥削，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国胜家里本来就清苦，这下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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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后来回忆说，从他出生那天起，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直到四岁时，他还和母亲呆在家里，那时候，孩子到了四岁就要开蒙识字了，但是王洪文家哪来的钱给他上学啊?
五岁时，王洪文开始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就是乡亲家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他们经常一起玩耍，到屯子边上的河里去摸鱼、游水。在冬天严寒的日子里，就不出屋子，就在家里玩。
王洪文到了七岁，同一个屯子的孩子，家境好一点的都去念书了。而王洪文家里还是没有钱让他去念书。不仅不能去念书，王洪文还要承担一些劳动，给家里增加一点收入。七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
王洪文的姨嫁给了一个富裕的人家，正好需要一个小孩子给他家放猪。
当王洪文的母亲主动提出，想让自己的儿子给姨家放猪时，王洪文的姨父考虑，雇谁都是雇，自己亲戚的孩子来放猪更好。再加上王洪文从小就聪明伶俐，见到姨父叫得可亲了，他姨父一高兴，就答应了。
这样，王洪文在七岁时，当上了放猪娃。因为是在姨家放猪，有亲戚关系，他可以在姨家吃饭，算是给家里省了一些口粮。到了秋天，姨家还给他家一点粮食，算是工钱了。虽然没有挨打受骂，但遭白眼却是常有的。他姨的几个孩子因为家境富裕而有点儿瞧不起脏兮兮的王洪文。他们经常趁父母不在欺负他、数落他，但是王洪文并没有向大人告状，而是默默承受下来。
王洪文每天都和这几个孩子一起吃饭，但是人家吃完饭了去上学，而他吃完饭了就要去放猪。看到姨家的孩子能念书，自己却要去放猪，王洪文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有一次，他姨家的儿子在家里读书，王洪文忍不住在边上看了两眼，立即遭到了几个孩子的嘲笑:你一个放猪的，能看懂吗，还是快去放猪吧!这句话，对王洪文的刺激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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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洪文当了兵，有了学文化的条件。他很用功，在没有什么文化根底的情况下竟也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这和他幼年时就当放猪娃，眼看别的孩子能念书而自己却不能念书的经历有关，更与他受到他姨家儿子出言刺激有关。
十六岁，扛枪上战场
年，解放军占领长春。王洪文家的屯子里也来了解放军。解放军来了以后，把田都分给了农民。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偶像，大家一致的偶像就是解放军战士，男孩要是当了兵，全家都光荣。女孩要是嫁给了解放军，那也是“支援革命”。这就促使王洪文产生了参加解放军的想法，回去和父母一商量，他的父母也支持。
当时，王洪文才十四岁，不够征兵条件。王洪文的父亲见儿子当不成解放军，就想自己去参加解放军，但遗憾的是，他体检不合格。这样，父子俩都没当成解放军。但是当解放军的想法却牢牢地在王家父子的心里扎了根。
十四岁的王洪文没能当上解放军，只好在家继续务农。父亲身体不好，王洪文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承担起了家里大小事务，加上屯子里互助组的帮助，田里的农活也没耽误，到秋天收成也很好，一家人在这一年就吃饱穿暖了。
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很快在全国各地传开了。中央军委除了调集一些兵力陆续入朝外，还决定在东北就地征兵，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后，作为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入朝作战。
年年初，东北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征兵宣传工作，大家都抢着当兵。王洪文听说不远的长春市正在征兵，也没有和父母商量，就坐着马车，跑去报了名。报名后回到家里，才和父母说起这件事。王国胜听后，心里又高兴又担心。他高兴的是，王家终于出了个解放军。担忧的是，王洪文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一走，家里的活就没有人干了，一家的生活会很困难。而王洪文才十六岁，在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上，十分危险，很可能一去就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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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后王国胜还是支持王洪文去当兵。屯子里的互助组也决定开展拥军拥属活动，帮助王家干地里的活儿，王洪文也就放心去当兵了。
王洪文要走了，他的父母流着泪送到屯子边上，他的弟弟妹妹们都拉着他的手不放，王洪文心里也很难过，但他却没有流泪。
到了朝鲜战争后，王洪文当了一名通信兵。通信兵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经常要冒着枪林弹雨跑到阵地上去传达上级的命令和指示。但是王洪文人很机灵，每次都能完成任务，而且在这过程中也没有负过伤，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后来，朝鲜战局渐渐稳定，志愿军为了丰富志愿军的业余生活，决定组织乐队。按照部队首长的决定，王洪文去了乐队，学习吹号。此后王洪文便经常随乐队到前线演出，和前方战士一起搞联欢活动。
在这些方面，王洪文表现得很积极，工作也很努力。王洪文很爱学习，不懂的，就向文化水平高的人请教。这样，几年下来，王洪文倒也积累了许多文化、历史知识。
后来，组织上见王洪文表现很好，就吸收他入党，不久，又提拔他当上了军官。
闯上海
年，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部队分批撤回到祖国。王洪文的家人一直等不到王洪文的消息，开始着急了起来。后来，王洪文给家里来了信，说他的部队是最后一批撤出朝鲜的，这下家人才安了心。
年，王洪文随部队回到了东北老家。
“爸!妈!儿子回来了!”王洪文还没进家门，就扯着脖子喊。
来到里屋，发现母亲正坐在炕上掉眼泪，弟弟妹妹们都在，也都表现凝重，见到他回来，完全没有喜色。
“你们都怎么了?爸呢?”
“哥，爸爸三年前就去世了。”王洪武率先开了口。
“什么?”王洪文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怎么没人告诉我呢?你们怎么都瞒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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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王洪文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原来，长期身患重病的父亲，早在在他入朝作战的第三年就去世了。考虑到王洪文在战场上，不能分心，家里的人就没有把这个噩耗告诉王洪文。王洪文跑到了父亲的坟前，大哭了一场。乡亲们都知道他从朝鲜战场上回来了，还当了官，大人小孩都挤在王家窄窄的门口来看他。
在家里呆了一些时日，按部队规定的时间，王洪文又返回部队，等待分配。当时，国家建设正需要大批人员。王洪文回到部队不久，就得到通知，让他去南京集训。
年9月，王洪文穿着部队发给他的军装，带着部队发的行李和日用品，到南京参加集训。短期的集训结束后，王洪文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十七厂在当时是一个大工厂，员工有几千人。没几天，厂里组织部门找他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分配他到第二纺织厂做保全员。听到这个话，王洪文一愣。他没有想到会这样分配。按他的想法，自己当过军官，又是党员，怎么也得安排个干部当当吧?怎么只让他当个保全员?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建设热潮前夕，工厂正缺少技术人员。组织上让他去当保全员，是想在这方面培养他。但是王洪文的心里却很不舒服。但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他也只能服从。第二天就到厂里去报到了。
当上了保全员的王洪文不懂技术，怎么办?学呗!他开始读纺织机械保全技术方面的书籍，不懂的，就请教老技术员和老工人。带他的是一个技术非常好的老师傅，这位老师傅也很热心教王洪文。王洪文年轻，脑子也聪明，加上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实践，很快就掌握了保全员需要的技能。
王洪文靠着自己的拼劲，得到了厂里的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不久，在车间党支部改选时，二十几岁的他被选为党支部委员。
不久，王洪文就和厂托儿所的一位保育员崔根弟结了婚。婚后他们有了一女二子，女儿叫亚萍，儿子叫亚军、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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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洪文被派去崇明岛开垦劳动。开垦的生活很艰苦，但是王洪文却干得格外卖力。四年之后，围垦劳动结束，围垦大军要撤回上海。但新建起的崇明农场，要留下一些人在这里当干部。组织上考虑到了王洪文，但王洪文不同意，坚持回上海。按照自愿原则，组织上没有强留王洪文。于是，王洪文在年离开崇明岛回到国棉十七厂。组织上给王洪文安排了新工作，让他到厂保卫科当干事，从此，他由一名普通工人成了一名国家干部。XLW
毛主席去世后，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做出了一系列怪异举动，密谋夺权......
一月八日，失去了周恩来。
七月六日，失去了朱德。
九月九日，失去了毛泽东。
三颗巨星的陨灭，使一九七六年的国庆节黯然失色。人民的共和国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自己的第二十七个生日。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空空荡荡。天安门广场一片萧索，金风吹落一片片枯叶。人民大会堂前的停车场，连一辆小轿车也不见。
没有浩浩荡荡的游行。没有嘉宾满座的国庆招待会。没有火树银花般的灿灿焰火。没有撼天动地般的欢呼声……
唯一的庆祝国庆的仪式，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里，举行了“首都工农兵学商群众代表国庆座谈会”。
那是国庆的前夜——九月三十日，暮霭浓重，天安门华灯初放。
七时整，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依照极为严格的顺序，鱼贯步入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纷纷起立致意。
领头的是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华国锋，留着平头，壮实的身躯，一身中山装。他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由于毛泽东在病逝前为他题写了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
紧跟在华国锋之后，便是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本书的主角——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他不过四十一岁，留着小分头，在这支高层领导人的队伍里显得格外年轻。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一九七六年那三次举世瞩目的追悼大会，充分显示了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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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五日，首都举行追悼周恩来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
七月十一日，首都举行追悼朱德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邓小平已在四月七日被撤职)。
九月十八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追悼毛泽东大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主持大会的依然是王洪文，致悼词的是华国锋。
此刻，当他步入天安门城楼大厅时，不知因踌躇满志，还是年轻心急，竟快步疾行，走到步履稳缓的华国锋旁边，并排而行，眼看着要超前一步。突然，王洪文意识到在这种气氛严肃、讲究顺序的场合超前一步会招惹一场风波，他赶紧收住乌亮的皮鞋，减缓步频。缩短步幅，跟华国锋拉开了一段距离，保持着“第二号”的位置。
在王洪文之后，是一位身穿军装、戴一副眼镜的长者——叶剑英元帅。叶剑英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中国军界的最高领导人。
在叶剑英之后，那长长的队伍依次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宣布开会。
按照事先审定的稿子、事先排好的发言顺序，“工农兵学商”代表一个个念着稿子。没有掌声，没有笑声，没有口号声，每一个与会者都端端正正地坐着，脸上毫无表情。
王洪文板着面孔，正襟危坐，摆开一副“领袖”的架势。江青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不时闭目养神。张春桥那双三角眼，透过眼镜片，悄悄朝叶剑英脸上“扫描”，观察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姚文元则低着头在看稿子——因为这个座谈会的报道要在明天的所有的中国报纸上以头版头条地位登出，作为“舆论总管”，他不能不把报道细细地推敲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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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里响起尖锐的女声。那是以反对“师道尊严”而闻名全国的黄帅作为学生代表在发言。她已从小学生成为中学生了。
黄帅念完发言稿之后，吴德站了起来，对着话筒说道:“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顿时，王洪文转过头来，江青睁开了眼睛，张春桥的目光离开了叶剑英，姚文元也不再看清样了，他们八只眼睛都注视着走向话筒的华国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出现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含义:它表明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第二十天，中共中央主席依然空缺。谁当主席，还不得而知——是华国锋，还是江青、王洪文?然而，第一副主席这“第一”两字，又似乎表明华国锋是名正言顺的主席的继任人。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双眼一直紧盯着在那里念发言稿的五十五岁的华国锋，对那“第一”两字恨得直咬牙……
在历年来中国首脑发表的国庆讲话中，华国锋这一回的讲话最简短，几乎磨平了所有的棱角:
“同志们，今天，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举行的座谈会。我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当华国锋结束了一分多钟的国庆讲话之后，座谈会也随之结束了。在那非常时刻、特殊时期，人民共和国的生日没半点欢乐的气氛。
王洪文坐上红旗牌轿车，突然，他对身边的秘书说:“明天，把摄影师喊来，给我拍几张标准照!”
秘书茫然，但又不好向“王副主席”问“为什么”，只得点头道:“好。一定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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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日:急拍“标准照”
刮脸。吹风。对着镜子照了几次，直到满意了，王洪文才去换衣服。
他穿上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坐到摄影灯光下。
“拍几张黑白的，也拍几张彩色的!”王洪文吩咐道。
“咔嚓，咔嚓……”拍完之后，摄影师正想收拾灯光，王洪文却吩咐秘书说:“把我的军装拿来，拍下我的军人形象。”
又是黑白的，彩色的;戴军帽的，不戴军帽的。
总算都拍完了，摄影师以为完成任务了，收好了灯光和照相机。
忽然，王洪文想起了一桩要紧的事:“再给我拍几张!”
还要拍什么“形象”呢?
王洪文脱下军装，居然又重新穿上中山装。直到他对秘书说“把像章拿来”，摄影师才恍然大悟。
王洪文在胸前别上毛泽东那“光芒四射”的像章，又坐到照相机前。哦，这一回要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象!
折腾了半天，摄影师才算给“王副主席”拍完了“标准像”。
据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清算“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的滔天罪行》一文披露: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王洪文总共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其中穿便服、中山装的五十三张，穿军装的十六张，办公照片二十一张，室外单人像二十四张!
一口气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之后，王洪文叮嘱摄影师;“今天就给我把照片送来!”
“这么急?”摄影师满脸惊讶。
“只争朝夕!”王洪文用毛泽东的诗句答复摄影师。说毕，狡诈地笑了一下，补充说道:“先是各印一张八寸的送来，我挑选一下。选中的，要仔细修版，要大量地冲印!”
“大量冲印?”摄影师又感到困惑。
“你去冲洗吧!”王洪文挥挥手，不作任何解释，把摄影师打发走了。
当摄影师忙于冲印照片的时候，王洪文忙着给上海挂长途电话。他用“洋泾浜”的上海话说道:“小廖吗?侬勿要‘热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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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廖，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文革”前，王洪文担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基干民兵连长时，廖祖康便是王洪文手下的“兵”。那时的廖祖康，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技校学生，基干民兵。廖祖康的养父廖士元，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木工。
在“文革”中，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揭竿而起的时候，廖祖康在技校也发起成立了“革到底”造反组织。他们同“造反”，共“战斗”，建立“火线”之谊。
廖祖康头脑灵活，颇有社会活动能力，被王洪文所看中。当王洪文成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际，需要“配备”秘书，他点名要了廖祖康。王洪文青云直上，廖祖康一直紧随左右。当王洪文调往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也就成了“副主席”的秘书。
前些天廖祖康请假回上海，因为他要在上海结婚了，婚礼定于十月七日举行。王洪文预感到总摊牌的时刻已经不远。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他本来是不会让心腹廖祖康离开身边的。然而，他却爽快地同意了廖祖康回沪。
喜糖和鲜花掩盖了廖祖康此行的特殊使命。上海毕竟是王洪文的“基地”。军机不可泄，无法用长途电话或信件传递。
离京前，王洪文给廖祖康面授机宜……
十年的“战斗友谊”，使王洪文对廖祖康绝对信任。但是，他担心这个小伙子被女人迷住而“热昏”，耽误了军机大事。正因为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给廖祖康挂了长途电话……
十月三日:在平谷县“吹风”
十月三日，红旗牌轿车东行。
王洪文在北京东郊的平谷县露面。
在天安门城楼大厅上，王洪文没有捞到讲话的机会。此刻，他借平谷县的话筒说出心里的话。
他学着毛泽东当年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四座皆惊的问题: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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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雀无声，无人敢于回答这样的“尖端”问题。王洪文捏紧了拳头，挥了挥，大声地喊出了两个字:
“打倒!”
王洪文自问自答之后，借这个话题加以发挥:
“别人搞修正主义，我要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
“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王洪文扳着手指头，数了起来:
“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里，王洪文提高了声调，把话讲得明白不过，如同一层窗户纸一般，一捅就破，谁都可以听清楚他的话的真正含义:
“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堂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怎么忽地来到一个小县城说这番话呢?
这里用得着当时流行的名同，叫做“吹风”。所谓“吹风”，就是给下边透点口风。因为是在基层“吹风”，话就可以讲得很随便、很明白。只要在一个基层单位说了一番话，很快就会通过种种“内参”渠道把漏出的口风“吹”遍全国。
就在王洪文平谷“吹风”的前两天，江青在清华大学吹起一阵风:
“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只是‘以观后效’，以后会有人为他翻案。
“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王洪文、江青毕竟是“中央首长”，在“吹风”中只能透露一点风声而已。那个“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毫无顾忌，在辽宁“吹风”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王洪文、江青的心里话: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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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国家的一把手，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华的讲话对右字号的人是个鼓舞。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
骂邓小平，骂华国锋，骂军队，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神圣同盟”。人民共和国在二十七岁生日之际，处于最危险的时候。
十月四、五日:上海异常动向
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不知道从哪里吹起一阵风: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蒋帮预定要在这一天“反攻大陆”。
尽管海峡风平浪静，可是，上海的民兵已开始集结，加强值班——理由是“名正言顺”的，为了“备战”，为了粉碎来自海峡彼岸的突然袭击。
令人费解的是，上海民兵并没有杀向海防前线，却在东海舰队机关附近修筑工事。
坐镇东海舰队司令部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目光炯炯的军人。他和士兵一样，穿着没有军衔的蓝色制服，而在二十一年前——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原名苏七生，湖南平江人，一九三○年入党。如今，他名唤苏振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了那个国庆座谈会之后，知道上海情况异常，奉叶剑英元帅之命，急匆匆飞回了黄浦江畔。
十月四日，苏振华上将给叶剑英元帅打来电话，报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结。
“注意他们的动向!”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这表明上海的民兵在准备动手。
两天前——十月二日，东北方向已发现异常行动:江青的亲信、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身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往北京。
叶剑英获悉之后，立即去电，命令该装甲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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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刀光剑影在上海闪动。
十月五日，叶剑英案头的红色电话机里，又传来苏振华的急促的话音:“上海民兵闯入吴淞口炮台!”
“他们奉谁之命?”叶剑英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问道。
“奉王洪文的手令!”苏振华说道，“上海城里的红纸被抢购一空，据说，准备庆祝‘盛大的节日’!”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吴淞口炮台!”叶帅对着电话话筒，大声地吼道。
“是，坚决执行您的命令!”苏振华非常干脆地答复道。
挂上电话，叶剑英愤愤地说了一声:“又是这个王洪文!”
北京西山:悄然的搏斗
王洪文，已是叶剑英的老对手了。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之后，就是这个王洪文忽然离开了北京城里，搬到离市区四十公里的西山住了下来。
说实在的，西山之美在深秋和严冬，向来以“香山红叶”和“西山晴雪”而著称。这时，叶子未红，天上没有一片雪花，王洪文搬来干什么?
哦，王洪文把足球场上的“盯人战术”用到这儿来了!他在紧挨着西山脚下叶剑英那座宽大的十五号庭院的一座二十五号高楼里，住了下来。从早到晚，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院子里的一举一动，就连进进出出的轿车的号牌都可以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王洪文虽然对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横竖看不顺眼，然而他心目中的头号威胁，却是手握重兵、与“四人帮”有着切齿之仇的叶剑英。何况，叶剑英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尽管王洪文常常穿着军装在公众场合露面，以表示他也是军人，可是，他怎能与叶剑英在军内的影响相比?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前，汪精卫企图借开会之机逮捕叶挺、贺龙，正是叶剑英得讯急告叶挺、贺龙转移，使南昌起义顺利进行，从此才有了中国人民的军队。那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王洪文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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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在北京西山，酝酿着扭转中国命运的大计。
李先念的轿车，出现在北京西山。
据叶剑英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忆:
“先念同志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完全同意先念的看法。我也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叶剑英当时告诉李先念:
“王洪文从城里搬到西山来了，住在我隔壁的楼里。危险时期到了。我知道，他是专门来对付我的。”
聂荣臻的轿车，也出入于北京西山。
据聂荣臻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回忆:
“在西山，剑英多次与我议论，党和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必须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否则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成果将会逐步丧失，但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只能等待适当时机，采取非常措施解决。……”
王震也来了，他的话，直来直去，半点拐弯都没有:“为什么不把他们搞下去呢?一搞下去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这位“王胡子”，还象当年在延安时一样爽快。陈云、邓颖超，也找叶剑英轻声商议大事……
“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曾用这样的诗句，称赞过叶剑英。叶剑英在西山不断地踱着方步，陷入缜密的思维运筹之中。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不仅仅是如何对付“四人帮”，还有一道同样牵涉全局的一步棋:怎样对待华国锋?撇开他，还是联合他?
经过几次侧面试探，主动接近，华国锋的态度逐渐明朗。叶剑英决计与华国锋共同行动，因为华国锋毕竟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九月下旬，杨成武的轿车出现在西山。
杨成武此行的使命，聂荣臻这么叙述过:
“我通过杨成武同志，将我对‘四人帮’问题的担心和必须先下手的意见转告给剑英。……”
王洪文的眼睛，不时“扫描”着叶剑英院子。
抽着烟，王洪文也踱起方步来。他在猜度着:叶剑英下一步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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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王洪文得到一份“迟到”的情报:叶剑英在几天前已经搬离西山了!王洪文气急败坏，他的“盯人战术”彻底告吹!
“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那天，叶剑英悄然附在杨成武耳朵边，说了这句话。不久，叶剑英就从北京西山消失了!
据叶剑英自云，他坐在驶离西山的轿车里，情不自禁地哼出了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的《放鹤亭记》那末尾的一句: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十月六日:快打慢!
十月五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中，聚集在一起，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逮捕“四人帮”，挽救党，挽救人民，挽救人民的共和国!
“要快打慢!快打慢!”叶剑英中流砥柱，提出了“快打慢”战略决策。
也就在这一天，从王洪文嘴里传出风声:“七、八、九这三天，会有大动作!”王洪文的“大动作”是什么呢?
只要瞧一瞧十月六日下午江青在干什么，就知道他们要搞什么样的“大动作”。
那天下午，向来怕风怕光的江青，居然拿掉了帽子，来到太阳底下。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这张逆光，那张侧光，她叫摄影师一口气给她拍了十七张单人半身照。
“马上给我冲洗、放大，急用!”江青吩咐摄影师道。
江青“急”着干什么“用”呢?哦，“女皇”的“登基”之日近在眼前了。一旦“大动作”成功，她的标准照马上要印在成干上万份报纸上……
就在江青忙着拍摄“登基照”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给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下达了紧急命令:“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夜幕降临，中南海的怀仁堂处于严密的警戒之中。叶剑英和华国锋坐镇现场指挥。
袋子已经布好了。华国锋已经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通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晚上八时在怀仁堂召开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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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九日——一个星期前，晚九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过一次会。那次会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刚刚开始讨论，就陷入两个具体问题的争论之中，一是毛远新要不要回到辽宁去，二是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交给江青、毛远新清理还是由中央办公厅先封存……。在会上，叶剑英、李先念与江青辩论，不欢而散。显然，在十月六日晚继续开会，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是由华国锋通知开会的，“四人帮”都没有对这次会议产生怀疑。
在夜幕中，古老的怀仁堂显得更加庄严肃穆。这座始建于一八八八年的“仪鸾殿”，经历过一九○○年八国联军的浩劫，做过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址，而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叶剑英等老帅斥骂张春桥之流，也是在这里。今夜，怀仁堂的大名，将又一次载入中国史册……
张春桥来了，王洪文来了，姚文元来了。一个一个落入人民的巨掌!江青也在中南海住处落入法网。
未动一刀，未发一弹，祸害中国达十年之久的“四人帮”，被一举剿灭。
一点也不错，用叶剑英的话来说:快打慢!
四天前，王洪文为准备出任“人大委员长”而拍摄的“标准像”，几小时前，江青为准备出任“中共中央主席”而拍摄的“标准像”，连同张春桥的总理梦，全都淹没在滚滚滔滔的洪波大浪之中……
“文革”，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大劫大难，终于画上了休止符。然而，作为“造反司令”的王洪文在“文革”中走过的道路，却是发人深思的: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王洪文不过是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一般干部;一九六九年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一九七三年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居然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结为“四人帮”，成为“王、张、江、姚”的那个王;
一九七六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王洪文成为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如果没有十月六日夜晚的那场迅雷般的革命，他会取华国锋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
在“文革”的所有风云人物中，王洪文是窜得最快、窜得最高的一个。一部王洪文史，就是一部“造反”史，一部“文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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